于是領導又帶我們到處找地，找人打招呼，終于征了不到4畝地，框了圍墻，建了車庫和傳達室，就花完了所有的錢。此后兩年，又勒緊腰帶，欠賬上馬，建了綜合辦公樓，半邊宿舍，半邊辦公。

　　1992年我分到一套不到90平米的套間，在當時已是相當不錯了，也算是個真正的城里人，雖然房子在城郊結合部。后來上面號召全民下海，所有單位業務工作都被安排到二線，一線工作就是下海辦實體，我們的綜合樓辦公部分被改造成招待所。單位有一半人下海搞經營了，我被留在了業務組。縣鄉人員多數都不干業務工作搞實體去了，我們工作更清閑。

　　領導建議我不如去菜市場販點魚賣賣，或者幫人家建筑隊做小工，收入歸單位，單位給你發工資。我想：一個單位沒有業務工作，還要這個單位干什么？就對領導說：“我還是做點業務工作。”于是就賴在辦公室里再把有關業務書籍捧出來，反復看。這樣又晃蕩了兩三年。

　　直到1996年底、1997年初，拖拉機“委托”管理的春風才在別的省份刮了十幾年后，終于刮到了江蘇。省政府辦公廳下文，公安部門將上道路行駛拖拉機和駕駛人的有關牌證管理、檢驗、考試發證工作委托給了農機部門。農機監理所也真正有事可做了，我的一套業務知識終于有了用場。

　　可這時有些人本心已改，只為收錢而去，說為，其實身體已離靈魂太遠。最直白的，那時檢查的勁頭特別大，查到牌證齊全的拖拉機，檢查人員往往不為得到保障而高興，卻為不能收到費了有點遺憾。查到牌證全無的“黑機”，立即精神大振，一臺要收千把元規費。有的地方還搭車收黑色道路費，鹽城雖不通火車，還代收鐵路無人道口看守費。有的地方拖拉機為逃避檢查，都將機子開到河里。

　　我曾參加一個縣的農機檢查，當時交警沒空，就請了治安大隊的同志幫忙，檢查時與當地群眾發生沖突，農機監理車被砸，最后拘留了三個帶頭鬧事的，直到深夜我們才得以撤離鄉鎮。這時的工作究竟是為了什么？為事業？為？為收費？真難以說清。不用爭論，先干起來再說，是那個時代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