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

　　就這樣我一邊學習迎考，該記的記，該背的背，上班記，騎自行車回老家的路上都默背，總算基本能記下來；一邊收拾整理這些物資，把他們擺放整齊，又貼上標簽。

　　到年底，真有一名同志調走了，我有了和別人一樣的辦公桌和椅子，接管了他的工作。所謂工作，就是農副產品加工機械管理調研。

　　那時農機監理主要工作就是脫粒機管理，脫粒機喂入臺短，傳動皮帶又沒有防護，事故比較多，大忙時我們都要下去檢查，大忙結束就沒事了。工作經費也相當短缺，我們一個單位一年才五千元。要想過好日子，就得自已想辦法收費，哪個單位收到費，就是大爺。脫粒機管理有社會效益，但沒有收費來源。農機監理如果能管上道路帶掛車的拖拉機，就能收到費，可是我們管不到。原因是1986國務院《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講“公安部門可以委托農機部門”，有的地方認為既然可以“委托”，那就“委托”吧；也有的地方說既是“可以”，也能不“委托”，就不交農機部門管理。這樣就一個“可以”，兩部門扯了十幾年皮。

　　江蘇省屬于后一類情況，所以農機監理所就收不到費。于是地方就各顯神通，有的縣政府出臺個文件，監理所印了農副產品加工機械生產許可證，到下面檢驗收費，找的事做。還有的地方給掛漿機船和駕駛員檢驗、考試發證。至于農機事故對群眾造成的傷害，農機監理所只能管到脫粒機，拖拉機就愛莫能助了。

　　一次某縣一臺大拖拉機裝親友為老人送葬，回來時為避讓放學的孩子，沖到了河里，造成五人死亡。我陪領導去事故現場，有一個家庭婆婆和媳婦雙雙死亡，一間房里東西各擺一具尸體，真讓人不寒而粟，本來一個幸福的家庭，突然就剩兩個光棍漢。事故是公安部門處理的，我們只能去看看，事故處理表也沒有用上。

　　我們市級農機監理機構沒有收錢的門道，就只有過清苦的日子。看到有的縣里監理員到市里來，還真穿了象公安一樣的黃服裝，心里也夢想著有一天會穿上，這不是上面準許不準許的問題，關鍵是有沒有錢做的問題。錢，成了農機監理工作的內在動力。

　　后來有兩個縣農機和公安部門商量好，拖拉機公安管，農機也管，大家各發一套牌證，一臺拖拉機掛公安、農機雙套號牌，前面掛公安的，后面掛農機的，這樣既不影響公安收入，農機部門日子也好過，雙方不再打架。發牌就有錢，有錢就活套，方方面面都能考慮。這兩個縣還向我們市里上繳了規費。

　　有了錢，我們也做了服裝，不過不是黃的，這時已統一為藏青的，真有大蓋帽。我是天天穿，省得買衣服。沒兩年，上面清理大蓋帽，我們交了帽徽等標志，還承擔了部分服裝費。

　　當然我們自已也沒忘向上面哭窮，我經常干的工作就是幫領導用復寫紙譽抄向發改委的報告，抬頭總是“我所是全額撥款事業單位，承擔全市農機監理任務，1984年成立至今，上面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也不知報過多少遍，領導跑了多少趟，終于上面同意撥十萬元給我們自已征地建房。加上縣里上交的監理規費，我們也向房地產進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