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隆重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展示農業機械化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和貢獻、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弘揚農機化行業人士不懈奮斗、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中國農業機械化協會開展了“紀念農業機械化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動。活動得到了廣泛響應，各界人士積極投稿，參與活動。經組委會初步審核，決定遴選部分文章加以刊發，以饗同仁。

　　改革開放春風初拂時，我10歲讀小學。改革開放走完個10年，要從計劃走向市場、上緊發條時，我從校門跨入社會，就遇到了強烈的改革沖擊波。那年我20歲。

　　1988年7月我從南京農業機械化學校農機制造專業畢業。這年我的家鄉江蘇鹽城市搞中專畢業生分配改革，畢業不包分配了，實行用人單位和畢業生雙向選擇，選擇不到單位就自謀職業。當時鹽城拖拉機廠、江淮動力機廠等企業都以中專生學歷太低不招我，后經熟人打招呼，來“雙選”到了鹽城市農業機械監理所工作。當然這種招呼也是純真的，沒有吃請，也沒有送禮，只是推薦引見，單位領導看了我的檔案，在學校還是學生會宣傳部長，就同意要了。

　　此后我在農機監理工作崗位上一干就是30個年頭，直到2017年7月被調離到農業行政執法支隊工作，離開了農機化家園。可以說，我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成熟，計劃糧油、全包醫療、公房分配這些政策我都享受到了，也很快被改革了；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為農機監理奉獻了人生最年富力強的一段時光，30年的農機工作情份，也沉淀為我心里最美的風景。

　　進門

　　我清楚記得，1988年8月6日到單位報到，一個大辦公室坐了7個人，都在閑談看報紙，有幾個還是我的校友。農機歸水利局領導，領導到局里開會了，我只得干干地坐等，大家都跟我講這個單位沒意思，清水衙門。把我滾燙的心澆得冰涼。

　　等到十一點領導也沒回來，我想走了，同事們又對我說：“你別走，領導有時會結束了，還會到班，看我們有沒有早退呢。”我不由一陣緊張。果然十一點半時領導到了，他一個人一間小辦公室，在大辦公室隔壁，辦公桌邊上還擱了一張值班的床，辦公室里面還連著一間，有個門鎖著，后來我知道，那是單位的辦公用品貯藏室。這個單位就是總計不到三十平方三間房，再加一些辦公桌椅了，值錢的家當就是一輛沙洲（現張家港市）產長鴿牌面包車、一部手搖電話、一臺燕舞收錄機，還有一個事故勘察箱里的理光照相機，四件寶了。

　　領導跟我見面后說：“單位眼面前沒有房子，你得自已找地方住，待后再想辦法幫你協調一個集體宿舍。”然后就讓我先回去準備兩天，下周一上班。沒房子住，對我一個鄉下孩子來說，簡直就是晴天霹靂，那時單位都要給職工安排房子的。

　　沒有房子，我住哪里？我看到城里人搭的小坯房都眼饞，心想只要一個能放床的地方就行了。可是我沒有。我想打退堂鼓回老家建湖找工作，一個遠房親戚在關鍵時收留了我，她是一個老人獨住，就讓我暫住她家，后來我一直把她當親人看，直到她去世。我的農村老家離鹽城有三十多里，一到星期六，我就要騎自行車回家，不管刮風下雨。我不能星期假日影響親戚子女家人團聚。買不起自行車，把大姐家的長征自行車借來騎，沒有手表，大哥把他的上海鉆石牌手表從手腕上摘下來給我。

　　就這樣，我跌跌撞撞地成了一名城里人，一名農機監理人。

　　正式上班那天，我四點多就從老家起床，騎兩個多小時自行車，到班上才七點多，離八點上班還早，同事們還沒到。我便先拖地、抹桌、燒水，一套活干下來，才發現大辦公室里還是七個辦公桌，也不知道自已該坐哪里、站哪里。

　　等領導來了，我又幫領導拖地，打掃衛生，領導才讓我從貯藏室里找出一個和大家不一樣的只有兩個抽屜的辦公桌，和連排可坐兩個人的條椅，說：“就這樣先用吧，等以后有人調走了，有空的再給你。”坐在辦公室里除了喝茶、看報紙，好象什么事也沒有，沒有人來找，電話也不響。如果有人起個話題，大家說熱鬧地閑扯一陣，倘若領導從隔壁走過來，就鴉雀無聲了。領導進出必須從我們這個大辦公室經過，后來這種情況我也習慣了。

　　大概領導也分不出什么工作好給我干，下午就將我叫到辦公室，給我兩本鉛印的厚書，說：“我們這個單位將來是要戴大蓋帽的，你新來要學習，兩個月后參加省里的農機監理員發證考試，取得證件才能穿服裝。”另外，還分給我一項工作，就是物資保管。要保管的物資，主要有寄信的郵票，車子用的汽油券，還有就是貯藏室里的辦公筆紙、本子、文頭，以及一個事故處理箱和一疊疊的事故處理表格，什么詢問筆錄表、勘察記錄表，還有一種尸體痕跡表，看得我發怵，后來聽老同事說，這些事故處理文書從來都沒用過，我想怪不得有些紙都發黃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