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將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在我省農業供給側改革過程中，應該抓住“糧食”這個牛鼻子，在堅守糧食底線和生態保護紅線的基礎上，通過“加減乘除”的綜合運算，沖出一條現代農業建設的新路來。

 

　　做好“加法”，實現“補短板、提品質”

 

　　所謂加法，就是擴大要素供給，培育增長的新動力新能量，拓展發展的新空間新途徑，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轉變發展方式，不再追求簡單的數量增長，而是在保障口糧和主糧基本自給的前提之下，將更多關注點放在增強農產品有效供給上，換言之，就是增加優質農產品的供應力度。

 

　　補齊農業基礎設施短板。加快中低產田改造，推進旱澇保收的高標準農田建設，加強河道、溝渠、排灌設施等農村基礎設施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到2020年我省要建成3570萬畝高標準農田。加快推進農業生產全程機械化。

 

　　補齊供需脫節市場短板。供需脫節是糧食問題的“短板”。廣大城鄉居民已經不滿足于“千人一面”、“萬人一米”，不僅要“吃得飽”，更要“吃得好”，吃得、營養、健康，消費需求旺盛，但是缺口很大，應加大我省綠色優質糧油產品的有效供給。

 

　　補齊農產品質量短板。要從以下六個方面狠抓農產品品質提升，一是在加工工藝上，產品要不斷細分，提高整體加工檔次；二是在產品銷售上，向電商等新銷售業態發展；三是在流通儲存上，向全程冷鏈發展；四是在培育品牌上，實施品牌戰略，大力培育知名品牌；五是在產品區分上，建立健全農產品等級標準體系，提高產品區分度，實現優質優價；六是在糧食方面，健全糧食質量標準體系，加強監測預警。

　　做好“減法”，實現“去庫存、降成本”

 

　　所謂減法,就是要對那些經濟效益偏低、市場需求不足、嚴重破壞環境的過剩產能進行壓縮，降低成本，激發活力，提益。2015年我省糧食庫存達到316.4億斤，創下歷史新高，糧食生產區域結構、品種結構、產業結構、供求結構調整勢在必行。

 

　　一是從低效向調。我省是水稻生產大省，比較效益優于小麥和玉米，進一步提高水稻生產的經濟效益是我省糧食供給側結構改革關鍵。首先調整優化水稻種植結構，繼續調減低產低效棉田，努力擴大水稻有效供給，在一季稻生產中應穩定中稻，擴大一季晚稻；在雙季稻生產中應穩定早晚連作，擴大再生稻；在市場培育上應將一季晚稻和再生稻市場培育作為重點，并在政策上給予優先扶持。其次，應加快調整優化品種結構。目前，我省的糧食品種雜而多，建議通過政府引導和企業運作，根據差異化市場需求，借鑒打造國寶、福娃的經驗，以現有湖北地方特色優質稻品牌為基礎，加大力度培育高端優質稻品牌。最后，繼續加大農業科學技術研發的投入，推廣農業先進技術和合理種植模式，實現藏糧于技。大力推廣潛江“稻蝦共作”等種養模式、京山縣“稻龜鱉蝦蛙魚”混養模式等稻田優質綜合種養。

 

　　二是從過剩向緊缺調。我省是小麥生產維度的省份，且由于地下水位高，小麥收獲季節陰雨多，往往造成每到小麥收獲季節赤霉病大爆發，農民投入多，地力消耗大，產出品質低，經濟收益少，嚴格來講，我省大多數區域不適宜種植小麥。目前，江漢平原糧食種植中小麥連種中稻的結構仍占一定比例，建議加大力度推進江漢平原旱改水，逐步減少小麥種植面積，小麥生產向優勢產區集聚。我省小麥目前需從外省調入部分優質專用小麥，因此小麥生產重點應放在鄂中北襄陽、荊門等地，以優質專用為方向，發展市場緊缺的用于加工面包的優質強筋小麥和加工餅干糕點的優質弱筋小麥以及用于加工饅頭、面條的優質中筋小麥。

 

　　三是從種糧向糧飼結合調。我省是養殖大省，每年調進飼料糧超過100多億斤，隨著養殖業逐步復蘇，飼料需求量還會增加。全省現有冬閑田和灘涂空地1200萬畝，建議在秦巴山區、大別山山羊牛業及江漢平原漁業主產區示范推廣飼草及糧草兼大麥品種，開發冬閑田、冬荒地、灘涂地、棉花和玉米預留行、經果林和天然草地，快速推動飼草型大麥轉化，彌補我省飼料糧供應不足，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民增收。

 

　　四是從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調。目前，我省糧食初加工產能嚴重過剩，全省稻谷、小麥、油脂的初加工能力分別為1022億斤、140億斤、284億斤，遠超我省糧油產量，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問題。而糧食的深加工和綜合利用不夠，應大力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加快消化過大的農產品庫存量。鼓勵企業延伸糧食加工產業鏈，積極開發新型優質健康糧食產品，突破性發展糧食精深加工和副產物的綜合利用，提高糧食加工轉化率和增值率。配合做好擴大燃料乙醇產量和使用區域工作，加大力度支持玉米加工轉化，深入研究探索消化玉米庫存新門路。

 

　　五是從主糧向五谷雜糧調。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膳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雜糧以其特有的營養、保健、綠色的特性，受到廣大消費者的青睞。比如甘薯是湖北省的主要雜糧作物，當前種植面積300萬畝左右，處于國內前六水平。甘薯在水源、土壤條件較差，主糧受到限制的地點，卻能輕松突破“畝產噸糧”的指標。甘薯的營養成分豐富，國際公認的健康保健食品，同時也是農副產品、食品、醫藥、日化、包裝材料等多方面的深加工的原料，市場前景廣闊。湖北現有甘薯加工企業近60家，目前較為分散、整體水平不高。應開展配套產業支撐技術研發，建立優勢種植區，發揮區域優勢，突出地方特色，注重綜合效益，形成有特色的甘薯集約化、綜合性、開放式、效益型的現代農業產業園，實現規模化種植、專業化生產、品牌化經營。

 

　　六是以新型經營主體與新業態為載體，加快實現降成本。依托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積極利用專業合作、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種形式，加快農機農藝融合，農業機械化推廣應用，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扶持涉農社會化服務組織，通過分工降低成本，加快構建“一主多元”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深入開展“互聯網+”現代農業行動，加快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完善主要農產品全產業鏈信息分析預警體系，著力發展末端配送，解決農村電商配送“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做好“乘法”，實現“促創新、興融合”

 

　　所謂乘法,與加法的區別在于算數級數與幾何級數，量變與質變的區別，要依托科技創新，培育經濟增長的“乘數因子”，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伸產業鏈條,實現1+1+1>3的幾何級增長，特別要讓農戶真正得利。

 

　　加快實施科技創新，著力轉變糧食生產方式，推動糧食由數量增長轉變到數量、質量、效益并重，由依靠要素投入，轉變到依靠科技創新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并重。加快構建具有湖北特色、“五位一體”的現代糧食產業技術創新體系：建立一批重點龍頭企業帶動的糧食產業集群；組建一批由院士（或領軍人物）領銜的糧食創新聯盟；整合一批糧食科研機構，建立一個糧食綜合研發平臺；突破一批關鍵技術，做好重大專項和公益類項目等的組裝整合；確定一批工藝或質量標準，打造一批糧食品牌。

 

　　加快三產融合的步伐，實現內部融合、外部融合。培育壯大農業產業化糧食龍頭企業，促進生產要素向優勢企業集聚。支持糧食企業推廣應用先進技術裝備，進行技術改造升級。鼓勵企業積極引入“互聯網+”模式，促進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提升品牌營銷能力和產品市場競爭力。大力推進農工融合、農商融合、農旅融合等多種融合發展模式，著力打造集生產、加工、展銷等于一體的全產業鏈大融合體。深入挖掘發揮農業的休閑旅游、文化傳承、生態保護等多重功能，讓農民更多分享二三產業的增值收益。

 

　　做好“除法”，實現“抓改革、破瓶頸”

 

　　所謂除法,與減法的區別在于整體與局部，一般與具體的區別。要通過改革創新，下大力氣糧食產業發展的瓶頸與桎梏,提升糧食產業管理技術和抵御風險的整體水平。

 

　　破除土地瓶頸。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市場，規范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加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和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引導農民依法、自愿、有償將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提高糧食規模化水平。在流轉過程中，避免“非糧化”、堅決禁止“非農化”。

 

　　破除金融瓶頸。一是建立農業新型經營主體貸款的擔保體系。建立擔保基金，為新型經營主體規模經營提供擔保。二是進一步發展農業保險。糧食產業是風險較多的產業，除了自然風險還有市場風險、產業風險。要擴大保險品種，逐步提升保險的標準，探索巨災的再保險。三是擴大有效抵押問題。農業貸款方面抵押物比較少，嚴重制約發展，2017年一號文件已經明確，流入的土地經營權可以抵押，農業生產設施和大型農機具可以抵押，擴大有效抵押物，使農民盡快得到貸款。

 

　　破除人才瓶頸。充分發揮湖北農業科研單位、大專院校等科教優勢，強化政策激勵，培育和造就一批糧食產業科技領軍人物、學科帶頭人和創新團隊。充分發揮職業學校、農村現代遠程教育網絡和農業技術推廣培訓基地作用，培養糧食種植人才、糧食經營管理人才、糧食精深加工人才。

 

　　推進糧食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破解農業發展難題，實現轉型升級，建成農業強省的關鍵所在，核心是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圍繞市場需求進行生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強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使農產品供給更加契合消費需求，更加有利于資源優勢的發揮，更加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