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間，筆者去基層采訪調研時，有三件事情印象很深：

 

西部某地市，讓農民將玉米改種蔬菜，并且將之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大力推開，結果當地蔬菜產量激增造成市場供大于求，價格普遍下跌；

 

中部某省一個村莊，鼓勵農民將傳統品種的香瓜，換成一種頗受市場歡迎的高甜度瓜，可因為缺乏有效銷售渠道，最后只能作為普通水果出售，農民出力又賠錢；

 

西部某地，引進了一種旅游模式，大力發展鄉村休閑旅游，可是除了開業期間有點生意，此后卻因為同質化嚴重，缺乏特色吸引力，游客寥寥無幾，巨大投資打了水漂。

 

這三種情況有一個共同特征：都是稱自己是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這是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誤區。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農村工作的方向。那么，到底什么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一定要簡單用一句話來概括，我以為最核心的，就是要讓我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賣得出、賣得好。這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切農業生產活動最基本樸素的原理。當然，這并不能概括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部內涵和意義，但這必然是改革的最終目的。因此，上述三種情況其實并不是真正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或者說是一種“偽改革”。

 

這些情況并不是孤例。除了我們在基層調研時了解到的情況，近年來媒體報道透露出的一些案例和數據，也能反映出類似的問題。有些地方簡單地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于農業結構調整，原來種糧食的就去種蔬菜，種蔬菜的就改種水果，種水果的就去搞旅游，可惜很多時候市場并不買賬，改來改去還是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只是賣難的主角發生了變化；還有的地方，仍習慣于通過下指標、定任務、高補貼的行政力量強力推進改革，打造了一批民俗村落、農業公園、行業標桿，錢砸了不少，資源也投入了很多，但是這種重復建設的“盆景”產品，其實不過又產出了大量新的無效供給，改革的結果反而變成了新一輪改革的目標。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想這里面有能力本領的問題，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人們并沒有真正弄清楚，改革究竟改什么。

 

換個角度來看，雖然“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新的發展形勢下的新要求，但是其本質的屬性和訴求，在多年以來大量的農業生產活動中，都是一直深植于內的。農民或許不懂什么是供給側改革，但是他們知道，我生產出來的東西是要賣出去的。多數農民每天思考最多的問題就是：我種（養）什么能賣錢？他們比任何人都有動力去研究市場、適應市場。但是幾十年過去了，圍繞這個問題出版了無數的專著，我國的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農民的疑問卻始終很難得到明確的答案。

 

當我們在討論要加大高端供給、有效供給時，更需要明白這是一個變量。過去，新疆大棗是高端供給，多年前價格是150元每公斤，但是這兩年新疆和田大棗的收購價甚至跌破了兩位數；昔日薄皮核桃是有效供給，市場供不應求，但是如今一些地方價格時尚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當越來越多的人都跟在“前輩”的后面積極地“改革”，努力地“調整”，面積越種越大，產量越來越多，等到市場風向一變，產品供大于求，那些“高端供給““有效供給”，最后都會跌落成新的低端和無效。

 

改革又回到了原點。

 

農業結構調整也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好，本質上是戰略性的調整，是體制機制的改革。什么是戰略調整，就是既要看過去和現在的成功范例，更要思考未來的發展趨勢，既要適應市場、面向需求，更要創造供給、引導需求、需求；什么是體制機制改革，就是要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提升整個機體的運轉質量和資源配置效率，使得前面的戰略調整不會成為一句空話。如果沒有戰略思維，再怎么調整也不過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循環；如果沒有體制機制創新，再怎么“改革”，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回看我們前面提到的三個例子，若是簡單地從出發點來看，其實并沒有多大問題。調——整結構、提——檔升級、融——合發展，這也是我們過去提及比較多的改革“三字經”，但就是因為背后缺少了支撐，前面又無遠慮，所以才導致事與愿違。

 

說到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長期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農業生產又有其特殊的規律。對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門而言，如何克服政績沖動，改變速戰速決、行政命令的工作慣性和路徑依賴，至關重要。任何時候都必須考慮到，農業還是一個脆弱的產業，農民還是一群弱勢的群體，別亂搗騰、別想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