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的四川省阿壩州紅原縣若爾蓋草原上，還有不少牧民忙于播撒草籽。但不久之后，他們很有可能將被植保無人機取代。高科技和農業之間的結合已勢不可擋，農業正在被以植保無人機等為代表的科技力量重新定義。

作為僅次于消費級無人機的第二大應用市場，植保無人機的行業產值被認為達千億級。數位業內人士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均有提及，這個行業已經從1.0的草莽時代進入到了2.0的初步成形階段。在近十年的行業快速發展中，植保無人機的生產商、飛防手、農戶用戶等都面臨著不同的處境轉換。

到底這個千億級的市場正在發生著怎樣的改變？又有哪些力量在驅動著行業生態不斷升級呢？
 

無人機成“新農具”

位于川甘青接合部的紅原縣是以藏族聚居為主的牧業縣，四月末的若爾蓋草原上隨處可見成群結隊的麥洼牦牛和藏系綿羊，“逐水草而居”是當地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但川西高原的脆弱生態、依賴牧業的農業結構、草場退化等，令紅原縣的牧區可持續發展、牧民持續增收飽受困擾。農業農村部農機化司近日印發2019年扶貧工作任務清單，紅原縣位列其中。實現生態保護與精準扶貧雙贏發展，一直是牧區政府工作的焦點。因此，協調無人機制造企業赴紅原縣開展無人機撒播草籽測試與服務，被列入紅原縣脫貧攻堅幫扶任務之一。

廣州極飛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極飛科技”)聯合創始人龔槚欽現場演示植保無人機的操作方式后，就被四五個藏民熱情簇擁，他們或詢問能否采用農業合作社方式購買，或詢問撒播無人機使用效率。

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嘉央澤旺向記者介紹，牧民春季忙于人工播撒草籽，一天僅能播撒10畝左右，通常還伴有用量不精準、播撒不均勻等問題。對此，龔槚欽表示，若采用智能播撒無人機作業效率則達80畝/時，一天以8小時計，可完成640畝作業，相當于64個人的勞動量。同時，智能播撒無人機利用遙感與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識別出草原上長勢薄弱的區域，自動生成“草原AI圖”，實現精準變量播撒作業。

企業選擇布局植保無人機更多是基于這一市場的剛需。

農村人口數量的減少和結構的老齡化，使得農村用工難的現象日益凸顯，對可替代勞動力“智能化設備”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50.04%逐步降至2018年的40.42%。具體到農業生產經營人員的年齡構成，第三次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顯示，55歲及以上的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占總人數的33.6%。

此外，自2005年農業用地實施流轉以來，土地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逐步提升至35%左右。這為零碎的農業用地走向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的農業經營模式提供了基礎，也為植保無人機市場提供了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

同時，植保無人機在部分區域的使用效果也提高了市場的接受度。數度參與新疆無人機植保作業的貴州山河植保有限公司的負責人王東明分享稱，傳統植保方式每畝地包藥成本約為370元，植保無人機包藥作業的成本約為130元，可為農戶每畝減支240元。

至于植保無人機的市場規模有多大，業內看法不一。但數位受訪人士均提及，這是一個千億級的市場。

《2016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末，耕地面積20.24億畝。“依據每畝耕地每年需要無人機作業五次，每次收費10元算的話，這個市場規模就是千億級別。”極飛科技創始人彭斌表示，這也是公司2013年果斷轉換賽道至植保無人機的核心原因之一。

安陽全豐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豐航空”)總經理周國強對此持類似的觀點：“植保無人機在病蟲害防治領域已超越傳統的地面自走式噴霧器，這意味著中國80%的耕地是植保無人機可以滲透的。”

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疆創新”)相關人士則持不同的態度。“比如果樹的病蟲害防治、草場的草籽播撒等，植保無人機的效果并不比人工、直升機播撒效果好，還有部分區域耕地不適宜植保無人機作業。”他認為，能有20%的耕地用植保無人機已屬理想狀態。

分歧背后，植保無人機的應用勢不可擋仍是行業共識。目前，植保無人機在噴灑棉花催熟劑和落葉劑、小麥植保等應用場景已經成熟。東北、蘇北、河南、新疆、河北等區域，植保無人機的滲透率較高。

艾瑞咨詢、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分析報告顯示，農用植保無人機是僅次于消費級無人機的第二大無人機市場。截至2018年末，植保無人機的作業面積占耕地不到5%。即便是以大疆創新20%的植保無人機作業面積推算，整個市場也存在極大開發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