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

　　4月播種，6月中耕，8月收獲，和市場對接的銷售渠道，看起來是漫長鏈接中的最后一環。對大部分農戶來說，這最后一環并不容易。

　　盡管是當地種植的大戶，孟金龍也常常會有一種無法掌控馬鈴薯價格的無力感。孟金龍今年種的“希森6號”，能賣到0.64元每斤，這和當地其他農戶相比，已經是還不錯的價格。但孟金龍覺得，在現有市場上，價格被土豆販子控制。“他們高興了就收你的，不高興就走了，不收你的。”在孟金龍看來，種地像是一種賭博，“今年這個東西價格好，明年那個東西價格好，這就像押寶一樣，也是運氣。”盡管有軟件的輔助，在中國現有的農業發展階段和水平下，大多數農民仍沒辦法完全擺脫“靠天吃飯”的宿命。

　　過去幾年，馬鈴薯的命運在政策的變動下，大起大落。這個在一萬年前就被南美安第斯山脈原住民采摘的作物，曾在漫長的歲月中，幫人類抵抗饑餓。

　　歷史上，一場土豆疫情就讓愛爾蘭出現大面積饑荒，數百萬人逃到美國，其中就包括美國總統肯尼迪、里根的先祖。

　　2015年起，農業部啟動馬鈴薯主糧化戰略，馬鈴薯和它的種植者，迎來命運的轉折。主糧化后，各地興起一窩蜂種馬鈴薯的高潮，市場很快飽和，價格又開始大跌，形勢今年看起來仍不樂觀，信息壁壘仍擋在農戶的致富夢想前。

　　民豐的李文義認同種地是賭博的比喻。選擇并沒有看起來那么多。“現在淀粉廠屬于面對市場剝削性的要價，正好趕在那個節骨眼上，大家貨都銷售不了，再加上環保比較嚴格，能開淀粉廠的不多，所以淀粉廠的價格就特別低，農戶不賣給它就得扔。一進淀粉廠肯定賠很多錢，但不進淀粉廠又賣不了。”李文義說。

　　李文義舉了一個例子，“比如烏蘭察布種馬鈴薯四百萬畝地，從一百畝到五十畝的人到處都是，這些人從哪里得到信息和反饋、在哪兒發布信息、有誰能從他們這里買貨，非常受限制。”

　　在“大土豆一賣，小土豆往淀粉廠一拉”的傳統格局之外，李延秋所在的河北廣聚，開始琢磨出更細化的分類：“沒凍的，租庫大概存4000噸；小薯再分，把大青頭子和機械傷的，做削皮；2-3兩的，可以專門賣出做進出口外貿的；實在沒利用價值的，再進淀粉廠。”

　　32歲的李延秋從不掩飾自己對種植馬鈴薯的喜歡。他的微信頭像就是幾個金黃的馬鈴薯。父親是供銷社主任，退休以后，一直做農資，這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李延秋。“記事時，我就開始接觸馬鈴薯了。”數控技術專業畢業后，他就回到老家，天天和父親在一起“搗鼓土豆這些東西”，并且和這個外表樸素抗旱耐寒的作物養成了深厚的感情，他驕傲地提起自己“在土豆行業當中也算小有名氣，尤其是今年，我所有的商品賣的價格在壩上地區是的。”

　　如今，對一個農民來說，種什么、怎么種、賣給誰，這樣的問題，或許可以通過互聯網的方法找到答案。

　　今年8月份，內蒙古民豐230畝地的馬鈴薯，還在地里時，就找到了主人。通過合作，中農普惠把民豐的這些馬鈴薯，賣到了千里之外的廣州，用每斤1.3元的價格。

　　對農戶來說，這是從過去盲目等待被市場挑選，到主動通過分選分級分銷，在地頭提前實現農產品商品化的一部分嘗試。對中農普惠來說，這是他們對去年一年沉淀的慧種地產品予以變現，嘗試以數據驅動供應鏈服務的一部分努力。“接下來我們將通過下游的明確需求計劃，去反向驅動從種植源頭開始的供應鏈服務”，中農普惠首席運營官周昕規劃。

　　如今，慧種地已和13家下游經銷商達成合作，為他們提供穩定的標準規格商品。并將訂單信息，比如價格、數量、品級要求等推送給慧種地客戶，他們可以通過慧種地上的采收管理管理模塊，規劃銷售和入庫安排，以效率完成貨源組織和發運。

　　伴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的發展，在李文義看來，未來的故事充滿想象力。或許有一天，我們也可以通過像美國那樣的飛機勘測，利用紅外線技術去進行葉片顏色檢查，大的企業可以集中在一起，成立一個專門的馬鈴薯實驗室，進行病蟲害檢測，用科技去抵抗更多的未知和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