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柏峰考慮更多的是公平問題，“農業的根本問題是公平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土地價格不斷上升，所有人都有權利來分享‘土地紅利’，現在城郊村的人只是剛好有這個機會，如果讓他們因為偶然的原因占有這樣的收益是不公平的，沒有這種機遇的人也應該享受收益。”陳柏峰認為，重慶地票模式把遠城區和近城區的農村土地都化成地票，是較為公平的做法。

 

　　但是，應該優先考慮公平，還是土地集約利用，抑或是農民財產權，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在“城鎮化”討論小組內，包括陳柏峰在內的法學界學者共有三人，而且都帶著不同的觀點上山。來自北大法學院的凌斌認為，參與土地流轉的不僅包括企業和農民，還有政府和集體，政府和集體的參與實際上便利乃至促成了供需雙方的土地流轉，盡可能避免了釘子戶的出現。土地流轉是企業、農民、集體、政府共同努力的結果，因此土地增值收益應當是共享的。

 

　　這是凌斌次來到莫干山，當看到主辦方張貼出來的日程表時他有些生氣，“前面都是大佬們的演講，這都成了中年論壇了，哪里是中青年，中青年經濟論壇就應該讓年輕人在上面講，前輩們在下面聽。”會前一周，凌斌接到參會通知，他今年整個夏天都在研究土地制度，并寫了十萬字的研究報告，本以為要帶著文章來討論，但后來發現并沒有人提到文章的事，還在上山的路上，他已經略感失望。

 

　　激辯“土地指標”

 

　　不過，“城鎮化”小組討論吸引了一批年輕人參與，成為2014莫干山會議上最熱鬧、爭論最激烈的青年圓桌。

 

　　次日，討論組把三中全會《決定》全文中涉及農村土地問題的內容摘出來做成ppt，逐條討論，依據《決定》中的表述，探討在實踐中能有多大的發揮空間。

 

　　在不動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流轉什么權利、如何流轉的問題重新回到討論桌上，批評和質疑的聲音此起彼伏，但直至兩天兩晚的討論結束，仍未形成共同認可的替代措施。

 

　　一位來自農村信用社的負責人提到，“房子是財產，土地是村里的集體財產，這塊地不是你的，你還有財產的權力。我們能否從縣級財政和村里拿出一部分錢來買財產所有權？如果村民不愿意賣，繼續住也無所謂，但要長時間不住屬于資源浪費，要是賣了的話，問題就解決了，你手里的財產所有權轉移到村里、縣里，可以考慮把這塊宅基地作為建設用地的指標調整到縣里，實現了價格擴大，財政也有一部分收益，村里也有，有錢了下一步問題就可以解決。”

 

　　指標調整的方式引來了爭議。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程雪陽認為，目前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而是空有規劃之殼，行計劃指標管制之實，土地的指標管理是中國的計劃經濟，現在土地的指標背后就是發展權。

 

　　不過，一位與會的政府官員認為，這種管理方式本身就有問題，實際操作中也有問題，但是現在要找一個辦法來取代它，也很難給出一個讓各方接受的方案。

 

　　討論會上提出的部分思路在日前國土部下發的文件中得到了印證。9月25日，國土部簽發了一份《關于推進土地利用集約節約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到，要結合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對農村建設用地按規劃進行區位調整、產權置換，促進農民住宅向集鎮、中心村集中。

 

　　《指導意見》強調，因地制宜盤活農村建設用地，統籌運用土地整治、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等政策手段，整合涉地資金和項目，推進田、水、路、林、村綜合整治，促進農村低效和空閑土地盤活利用，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和農村人居環境。《指導意見》提出，在同一鄉鎮范圍內調整村莊建設用地布局的，由省級國土資源部門統籌安排，納入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管理。

 

　　凌斌認為，最有效的土地流轉方式是通過集體和政府作為農民和企業代表，作為土地供需雙方代表，進行談判，間接實現土地入市。“但土地流轉問題上，不能只考慮買地，還要考慮土地上的農民如何安置的問題，買斷農民權力的次序很重要，如果農民進城已經解決了市民化的問題，城市足以吸納這些人口，這時候買斷沒問題，但如果先買斷，就會非常危險。”他說。

 

　　強調自己是“改革中間派”的凌斌更支持中國的現有政策和基本土地制度，“但要在現有制度基礎上加以完善、細化，做出一系列穩健務實的制度改革。”和30年前莫干山上那場價格改革辯論會上華生的“放調結合”中間派一致，凌斌覺得溫和一些的改革方案更能實現目標，他不認為今天的建言還能像1984年莫干山會議一樣影響到決策層，但這場莫干山會議是他“參加過的的會議。

 

　　從杭州開車到莫干山需要一個半小時。這是三十年前，37歲的孔丹所走的路，他把山上年輕人的觀點帶給了出差至杭州的國務院委員張勁夫，當年在社科院讀研究生的華生關于”放調結合“的發言，成了中國30年價格改革路線圖中的”起點“。盡管歷經了改革的陣痛，價格雙軌制的推進過程中引發了物價飛漲，但最終逐步完成計劃價格體制向市場價格體制的過渡，政府退出了對價格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