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山多、地少，卻走出了生態的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連續16年，聚焦環境提升，萬千美麗鄉村脫穎而出，城鄉之間日益交融；農民收入連續34年冠居各省區，率先貧困；以占近1%的土地和4%的人口，創造了我國7.5%的生產總值，數百個產業集群從無到有……這些都是浙江！

這些年，許多人赴浙取經，將原因歸功于“有錢好辦事”。然而，當真正走近浙江、剖析浙江，你會發現，這些現象的背后，真正的基因密碼其實是政府一直牢牢守住獨特定位：以人民的名義，為大眾創業創富提供服務、創造環境。

在“三農”專家顧益康看來，浙江的經濟動脈，就是大眾市場經濟，浙江的改革開放，就是順應民心、順應市場的改革大戲。幸福不會從天而降，浙江每一步發展的背后，都是不斷解放和引領農民——讓他們成為時代的下棋者，成為創造美好生活的奮斗者。

農業：從放開搞活到品牌強農

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因為缺地缺糧，浙江百姓常食不果腹。因此，1978年后，浙江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早就是在最窮的西南山區。后續一系列的改革，讓農民從土地上得以解放，也讓浙江農業迎來了“黃金期”。

1985年，浙江正式取消統派購制度，農產品市場化由此邁出歷史性一步，農民積極性得到空前提高。然而，當供給短缺逐漸破解，“農業增產不增收”的問題卻日益突出。對此，新世紀到來前，浙江提出“效益農業”，引導農民“什么來錢種什么”，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產業。

可沒過幾年，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市場競爭力不強、質量水平不高、農業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等。2003年，浙江重新做出調整，確立“生態農業”的新戰略，在追求效益的同時，更強調綠色發展，再次體現了超前的市場理念和創新意識。

記者發現，圍繞服務，浙江各級政府主抓“人、錢、地”三個核心環節：對地，建立土地流轉服務體系，由村集體統轉和發包，解決雙方的后顧之憂；對人，大力培育合作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建立專業化的分工體系；對錢，整合各類生產要素，補齊項目落地的基礎配套、公共服務等斷點。

2010年，為了進一步整合資源，浙江又創新性地推出以糧食生產功能區和現代農業園區為核心的“兩區”建設，為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搭建了平臺，也讓不同生產要素、生產環節、生產主體之間在此得到鏈接和整合，農業全產業鏈經營日趨完善，成為浙江現代農業的堅實骨骼。

在浙江提供的各類農業服務中，以區域公用品牌作為切入口，并與企業品牌結合的“母子品牌”模式，可謂立下汗馬功勞。這些由政府做背書的區域公用品牌，不是簡單的名稱，而是與規模化、標準化、電商化的推進，以及農事節慶的舉辦等有機融合，讓許多小散主體得以“借船出海”，迅速打開市場、站穩腳跟。

因此，浙江農業往往面積不大，經營主體也不刻意追求產量，而是聚焦高質量、強競爭力，向品牌營銷和產業延伸要高附加值。政府則抓住市場需求，在各個環節上扶持和推動主體，比如：引入智慧農業，提高勞動效率和精細化程度；力推農旅融合，讓生產基地成為觀光景區；推動網絡營銷，從提籃小賣到貨通全球等，不一而足。

“浙江政府的服務很到位。平時領導不會來找你，但你如果有事去找領導，馬上就能得到幫助。正是有了好環境，企業才得以快速發展。”諸暨市藍美公司董事長楊曙方深有感觸道。

農村：從美麗鄉村到美麗經濟

工業經濟的快速崛起，讓浙江許多農民洗腳上岸，同時也加速了城市化進程。然而，到了新世紀前后，城鄉失衡，尤其是環境惡化現象卻不容小覷。據當時省里摸排，浙江僅有4000個村莊環境較好，剩余的3萬多個普遍較差。

差到啥程度？像經濟最發達的杭州、紹興等地近郊農村，農民有了錢，紛紛蓋起小別墅，可家里現代化，屋外臟亂差，垃圾靠風吹，污水靠蒸發，河里滿是垃圾和黑水，農民連洗拖把都嫌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