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傳達出了這樣一個信號：“今后，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高質量發展也是最根本的發展。”

 

　　毫無疑問，走好質量、綠色發展也是興農的必由之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農業政策從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深化糧食收儲制度改革，讓收儲價格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擴大輪作休耕制度試點。

 

　　日前，在一次農業發展論壇上，記者在與前來開會的山西京龍科技農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馬東紅交流時，他告訴記者，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要加快并實現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就必須要走質量興農、綠色發展的道路。

 

　　會議結束后，馬東紅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農業向質量轉變，是綠色有機的組成部分。例如，農民在使用化肥、農藥時如果使用不當，那么，就會造成土壤及地下水受到一定的污染，農產品的質量也就會下降。

 

　　在馬東紅看來，高層推動農業走質量、綠色這條路是推進農業轉型升級，是振興“三農”的一個重大轉變。

 

　　那么，如何走出一條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道路?在走質量興農、綠色興農之路又會遇到哪些難題？記者采訪了部分省份的種糧大戶及業內專家。

 

　　改變：以質取量

 

　　“三農”工作是經濟工作重要組成部分，而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這也意味著，今后，“三農”工作將圍繞“質量、綠色”為中心展開，它將促進“三農”由之前數量增長向質量、綠色農業轉變。

 

　　作為新型職業農民，又是如何理解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呢？他們在種糧時又有怎樣的計劃及方法呢？

 

　　最近，四川省廣漢市種糧大戶劉健正盤算著，從今年開始，他的種糧模式也要徹底改變了，再不改，就要跟不上同行業的腳步了。

 

　　“這兩年，廣漢市的種糧大戶及農業部門一直在走質量、綠色興農的道路。”四川省廣漢市種糧大戶劉健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我承包的是習慣畝，（所謂習慣畝是指在山區，人們習慣將山地上按產量折計的面積稱為習慣畝）種了300多畝的一級和二級優質大米，這些大米都是國審米。為了能把大米種得更好，我也經常參加一些業務培訓，學到了這些知識，我才能更加科學地種田和實現綠色管控。因此，我下一步的計劃是，要用種養結合也就是稻鴨結合的方式來實現質量興農、綠色興農。

 

　　那么，劉健所說的種養結合是怎樣的模式呢？“種養結合就是水稻、鴨、魚、蝦。”劉健說，鴨子可以吃草和田地里面的蟲子、田螺等。在田地里散養的鴨子糞便可以直接排放在農田里，這樣，這些糞便就可以作為天然有機的肥料了。這種種養結合的方式相比種養循環簡單得多。例如，稻鴨、水稻移栽后的20天左右，我就可以一畝地放8-10只小鴨子，這樣就可以實現綠色種植。

 

　　在劉健看來，農業只有實現機械化種植和科學管理，農業才能走得更遠。

 

　　需要指出的是，農業標準化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基石，而標準化也是質量、綠色興農的關鍵。

 

　　說起機械化管理，不得不提江蘇徐州的張宏文。46歲的張宏文是個典型的高知農民，曾經是某學校的數學老師，在2013年下海做了一名新型職業農民，承包了4000多畝土地，進行稻麥輪作，而他的種糧思路便是走現代化農業的道路。

 

　　“什么是標準化？我認為標準化就是在產前合理使用農藥、化肥，這樣就可以降低糧食風險。”張宏杰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現在不少農民在種糧時，都希望用最少的成本賺取最多的利潤。因此，他們在使用農藥、化肥等藥物時，做得并不規范。為什么這幾年，一些地區的土地及地下水被污染？主要原因就是農民在種糧時，為了追求高產量，過度依賴農藥和化肥，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當一塊土地反復使用超標農藥和化肥時，這塊土地也造成了“鴉片式”的惡性循環，那么，種出來的農產品其質量又如何能得到保障呢？

 

　　“我現在采用的模式全部是機械化管理，機械化管理不僅可以節約人工成本、生產成本并且提高了生產效率，還可以達到降低農藥成本，提升施藥質量，這進一步提升了農業作業的標準化。”張宏杰告訴記者，你像我們的稻麥，其使用的農藥及化肥都要比其他農民使用的量要少30%。為什么少呢？是因為我們所采用的是飛防施藥（采用無人機噴灑農藥），用無人機噴灑藥物，其藥物霧流對農作物從上到下的穿透力不僅強還飄移少，因此，也具有環保的作用，當農藥少了，那么農產品的質量也會得到保障。

 

　　一畝田創始合伙人、副總裁高海燕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從農業本身來講，提高生產端的科技投入是質量興農的起點。不管是種植技術、生產設施還是生產資料，只有生產端的科技成果和現代化程度提高了，生產效率、生產質量和生產才能得到三位一體的提高。

 

　　南京農紛期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嚴雷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2018年是農業部確定的“農業質量年”，因此，我們也與國內知名化肥、農藥等廠商合作，打通農資廠商和種植大戶直通渠道，通過訂單農資服務和測土施肥等科技手段，推廣、精準、綠色肥料和農藥。

 

　　“在減少農藥、化肥用量的同時，通過服務和科技提升種植效益，促進農產品質量提升。”嚴雷說，我們對農業進行了智慧布局，讓種糧大戶利用衛星遙感、物聯網、大數據及云計算等技術提升耕地、播種、灌溉、打藥施肥、收糧賣糧等田間管理各環節的科技含量和精準性。這既可以大幅度降低耕、種、管、收、銷各環節的成本投入，又可以轉變以往粗放的農業種植管理模式。在農藥、化肥等少投入的前提下，實現農產品質量提升和綠色經營，走低成本、高科技、率的綠色可持續現代化農業道路。

 

　　綠色興農任重道遠

 

　　近些年來，我國農業發展既有不菲的成績，也有不少憂患。首先，雖然北方地區的一些農田實現了機械化作業，但機械化作業的數量并不普遍，因此，也加大了農業生產成本高、以家庭為單位的種糧模式規模較小，在降低成本方面依然難度不小；其次，隨著進口糧食數量不斷涌入我國，我國的職業種糧人面臨農資成本、土地流轉等成本高，導致農民賣糧普遍不賺錢；再次，當前，農業種植模式多以追求產量增長，因此，也造成了土壤、地下水重金屬污染等問題。

 

　　張宏杰告訴記者，當前，我國的農業發展還停留在追求量的過程。對于農民來說，賺錢仍是目標。如果在種植過程中，注重糧食品質，那么，種植出來的糧食就屬于高標準有機農產品，當這些價格較高的有機農產品投放到市場上，會不會出現“無人問津”的情況呢。

 

　　不難看出，高質量的農產品如何實現盈利的問題是張宏杰所關心的主要問題，而這個問題也是農業部南京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宗毅博士所關注的問題。

 

　　常年在基層調研深入村戶掌握農村經濟一手資料的張宗毅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對于的消費者來說，不同群體的消費者也有不同的需求。例如，現在決策層要求農業由原來的量向質轉變，那么，高端有機農產品投放到市場上，老百姓能不能買得起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走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道路上，應該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張宗毅認為，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上需要什么樣質量的農產品還要由市場來決定。而作為政府部門來講，關注農產品的質量就可以，例如，農產品在產前作業時，其農藥、化肥不要超標，使農產品更加綠色化就好。

 

　　當前，對于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認識需要進一步提升。長期以來，我們注重“三農”的數量增長，大部分政策都是鼓勵增長，現在要從量變質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姜文來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綠色興農不僅僅是生產綠色農產品。首先，在農業、農村、農民三個方面對環境有利的發展，包括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等；其次，做好頂層設計，對綠色興農、質量興農做好的規劃和實施方案，找出關鍵點，并找出有效的應對對策；第三，對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基礎情況進行深入分析，質量和綠色興農的薄弱環節是什么，為什么有此薄弱環節，如何補強這環節；第四，設計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指標體系，衡量興農的標準；第五考核標準，設計一個實事求是的考核標準，進行考核，并將考核結果和領導干部政績或者升遷掛鉤，設置獎懲機制；第六，制定導向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政策，引導向其發展。“以往，我國農業產出是依靠高投入、資源高消耗所換取的，我國單位面積土地的化肥、農藥、水資源消耗都遠高于平均水平，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以，我們現在提倡綠色農業。”張宗毅坦言，綠色農業肯定可持續，但綠色不一定興農。這里面涉及到綠色成本的問題，原先水資源濫用、化肥和農藥過量使用，是犧牲了長遠的利益來彌補當下的利益?，F在要搞綠色農業，那么，必然要采用一些綠色技術，甚至需要一些地方轉變生產方式和種植結構。例如，節水技術、節肥技術、節約農藥技術需要大面積推廣，那么，這些新技術采納是否會給農民帶來收益增加？如果不能，作為政府部門來說，是否需要補貼呢？一些資源環境惡化較快的地區，比如華北平原地下水資源快速枯竭的地區，就應該限制小麥的生產，后面種什么？要不要休耕？誰來買單？

 

　　“綠色，本質上是一個環境管制的問題，又要綠色，又要興農是一個雙目標，這個雙目標是否可以和諧統一，需要政府的投入和管制，這是一個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協調。”張宗毅認為，不包含問題的質量問題是一個市場問題，政府不應干預太多，興不興農，應該由市場來決定。政府只需要做好農產品的監管，而不去引導農民種什么，不種什么。

 

　　高海燕說，做強農業，讓農業產業的效能提高，使農業生產主體和農業經營主體都能從產業效能中受益，這才是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根本所在。否則，產業主體的積極性不能得到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