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農耕第一國,為何造不好一把像樣的犁?
2017-02-24
新華每日電訊9490
“應改變重農機輕農具的觀念”
趙墨林說,當前國內很多犁具都是針對小馬力拖拉機生產的,不少犁具無法適應高速大農機,所以才有“把犁具拉散架”的情況出現。必須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逐步調整目標客戶群體,加快組建我國獨立的犁具工業體系。
一些農機研究專家認為,在我國農業機械中,動力機械正處于中端向高端發展的階段,但非動力機械——犁具還處在初級向中端過渡階段。
應該改變當前生產和科研中重農機、輕農具的觀念,加快重大課題的科研立項,加大犁具行業布局,組建大型犁具企業,滿足高端犁具需求。
一方面鼓勵農機龍頭企業跨行業整合犁具企業,研發和生產現代犁具;另一方面鼓勵鋼鐵企業加強優質鋼材的研發和生產,逐步解決因采購量小導致的優質鋼材難買、價高問題。
一些專家還認為,“洋犁具”走俏的背后,是我國農具產業還跟不上動力機械的腳步。2015年我國農機工業實現總產值4500億元左右,市場潛力巨大。但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水平與發達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農業裝備作業質量、效率、精準度不高,需要來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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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隱形”雷肯農機廠探秘
盡管價格十倍于國產犁,但德國雷肯公司生產的翻轉犁在我國東北地區深受農民歡迎,尤其在秸稈還田過程中表現出優越的性能。近日,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實地走訪位于德國西部小鎮Alpen的雷肯公司總部。
從零部件鍛壓與焊接,到陰極電泳涂裝,再到總裝,記者看到雷肯公司偌大的廠區內,各車間、各工種配合得井然有序。
相比大眾、奔馳等德國汽車工業的生產線,雷肯公司的農機生產線智能化程度不高,但產品的多樣性很強、個性化突出,涵蓋土壤耕整地機械、播種機械和植保機械,犁具是土壤耕整地機械中最主要的產品。
雷肯公司首席執行官馮德萊(Anthony van der Ley)對記者表示,雷肯公司年產農業機械約1.5萬臺,出口率69%,“中國市場上,翻轉犁賣得。”
“在設計、用材和質量上,擁有200多年發展史的‘雷肯犁’有著獨特的競爭力,不怕其他農機生產企業仿造。”馮德萊自信地說。
百年傳承的用料和工藝
雷肯公司所在的Alpen小鎮距魯爾區主要工業城市杜伊斯堡30余公里,而魯爾區是德國歷史上最主要的鋼鐵生產基地,坐落著包括蒂森克虜伯在內的諸多鋼鐵企業。農機生產需要大量的優質鋼材,僅就這點來說,雷肯公司已經占據了“地利”。
在雷肯公司出口部經理魏斯曼的陪同下,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走進零部件鍛壓車間,略顯嘈雜的環境中,工人們緊張地忙碌著,幾輛叉車往來穿梭,運送著各種鋼材原料或加工成品。
記者注意到,車間內僅有個別打磨、焊接工位采用了機器人,而大多數工位都有人的參與。上件、按鈕、觀察、取件……工人們操作大型數控機床頗為熟練。
魏斯曼告訴記者,由于耕作環境各異,農機的零部件各式各樣,偏向于個性化生產,因此不能簡單進行批量生產。在對鋼材的加工上,雷肯擁有自己獨到的工藝,使得零部件的硬度和表面光滑度得到保證,從而保證農機的質量和使用壽命。
在一座頗顯復古的車間內,記者看到斑駁的墻面上保留著雷肯公司的獲獎紀錄。魏斯曼介紹說,該車間建造于上世紀30年代。雖然雷肯公司不斷擴建新的廠房,但這座老車間依然在使用,代表著傳承。
翻開雷肯公司的歷史,我們了解到,這個家族企業始建于1780年,現已傳至第七代。目前員工1295人,年銷售額達3億多歐元。參觀當天,記者在工廠里碰巧遇見第六代傳人維克多·雷肯,一身棕色西服配上領帶,顯得精神矍鑠。
盡管已經交棒給女兒尼古拉·雷肯,76歲高齡的維克多·雷肯至今仍有到公司“上班”的習慣,喜歡與前來公司參觀的農民、經銷商交談,其中許多都是他的老朋友。
談及用料與工藝,具體負責公司經營管理的馮德萊對記者說,雖然雷肯公司已在印度建立生產基地,并在俄羅斯和中國青島設有總裝廠,但雷肯農機的大部分零部件依然原產自德國。他表示,“就中國來說,我們迄今沒有找到合適的鋼材供應商。”
魏斯曼說:“我們使用的鋼材主要來自德國和盧森堡鋼廠,我們對鋼材的規格要求很高,但需求量不大。”
堅守質量與創新
一直以來,雷肯公司生產的農機清一色的采用“天藍色”。記者在采用陰極電泳涂裝工藝的涂裝車間看到,大型吊裝機首先將沖壓成型的零部件沉入一個大水池,以去除鋼材表面的油脂;后將鋼材部件吊起沉入另一個水池,進行去鹽化處理;再用清水洗凈表面后,將其沉入天藍色電泳涂料中;最后送入烘干爐。
魏斯曼說,一絲不茍地執行生產流程,并且不斷精益求精,才能確保產品的質量。
不過,在馮德萊看來,質量只占成功要素的20%,更多地需要依靠創新,只有堅持創新,才不怕被仿造。他形象地說,“別人可以模仿抄襲保時捷汽車的外形,如果到高速公路上,真的保時捷每小時能跑300公里,假冒的保時捷肯定要散架。”
除了嚴守質量,雷肯公司還在不斷的創新中追求煥發新的生命力。魏斯曼說,雷肯公司目前的研發人員數量占10%左右,每年投入研發的資金約占銷售額的5%,在同類企業中處于較高水平。他指著廠區內的一座白樓對記者說:“那里是新建的研發中心,是雷肯公司成功的秘訣所在,我也無權進入。”
就翻轉犁來說,一些雷肯公司專有的創新設計使犁具的使用效率大大提升。魏斯曼為記者現場展示了Optiquick調整裝置,該裝置是雷肯公司的專利,使得首鏵耕幅、拖拉機與翻轉犁的牽引線能夠快速調整,從而保證翻轉犁工作順暢。
以開放的個性化生產拓展市場
就在記者探訪雷肯公司的過程中,陸續來了多個參觀團組。魏斯曼說,雷肯工廠歡迎參觀,每年公司接待的參觀人數不下5000人。其中不乏耕作一線的農民。“他們在參觀中與我們交流,提出改進需求,有利于雙方建立信任。”
正是基于開放的交流,雷肯的農機生產得以不斷追求個性化的生產道路。針對不同的土壤環境和天氣條件,雷肯推出了不同大小和型號的農機,幫助農民在自己的耕地上提高耕作效率。
2009年,雷肯農機開始銷往中國。馮德萊說,雷肯農機在中國市場發展迅猛。“截至2016年,雷肯在中國的銷售額增長了8倍。中國廣闊的市場具有無限發展潛力。”同時,馮德萊表示,目前尚無在中國進一步的擴大投資和生產計劃。
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在細分市場上堅持走農機生產專業化、差異化之路,是雷肯公司歷經200多年而不衰的重要法寶。馮德萊總結道,“只有懂得農業的人,才能生產出高品質的農具。”
評論
“洋鐵犁”走紅是一堂供給側改革課
近期,東北黑土地上的一件“奇事”引起了記者的關注。在秸稈還田整理土地的過程中,價格便宜的國產鐵犁被很多農民朋友棄置一旁,而價格貴了10多倍的進口“洋鐵犁”卻倍受青睞,甚至在有的地方,“你就免費(用國產犁)給翻(地),老百姓都不讓”。
“奇事”的背后,老百姓心里自有一筆賬。
雖然從外形、構造、設計、功能等方面,進口犁和國產犁并沒有明顯區別,但是我國一些犁具企業在產品研發時慣于模仿和抄襲,雖能學得了外觀,但卻抄不到精髓。
看似沒有明顯區別,但部分國產犁進了大田地就露出了原形——“翻扣效果、深度、效率、使用壽命等方面,樣樣差了點”。就是“這么點”差距,有的進口犁“用了兩年,連個螺絲都沒換過”,有的國產犁“不但被打過多個補丁,就連犁的主梁都曾斷過,后來重新焊接加固”。于是乎,“洋鐵犁”就是能在黑土地里沖鋒陷陣,“國產犁”卻遭遇水土不服,不得不遺棄在墻根等犄角旮旯風吹雨淋。
都知道東北秋天冷得早,留給農民整地備耕的時間短,關鍵時刻掉鏈子,耽誤農時誰能受得了。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把“洋鐵犁”,由于翻得深翻得透,能完全把秸稈翻扣在土里漚成肥,從而“順道”解決了農民亂焚燒秸稈的老大難問題。
如此看來,高價“洋鐵犁”走紅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業內人士指出,在原料采用、工藝水平、科技創新、歷史傳承等很多方面,國產犁與進口犁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發展程度、技術水平上,有時還是一種發展理念的差距。
國內一些小型農機企業缺乏現代農業發展的長遠眼光,盲目跟風模仿,無序低價競爭,開發的產品看似價格優勢很大,但質量太水,在市場上生生干不過價格昂貴的進口貨;與此同時,一些國內大型農機企業的產品大都以動力機械為主,很少注意犁具等“小玩意”,戰略思維上也沒有跟上現代農業發展的市場要求。
于是乎,在翻轉犁市場,“國犁”退“洋犁”進的現象比比皆是,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在土地規模化經營程度較高的地區,“進口犁”已開始唱“主角”。
作為一個用犁大國,農民棄“國犁”而追捧“洋犁”,跟國人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搶購馬桶蓋一樣令人尷尬,而這也正是很多國貨需要加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縮影。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題,正是抓住了牛鼻子,也是生產企業、科研機構、農業部門力爭上游的難得機遇。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現代化并不神秘,“現代化”隱藏在每項農業技術、每臺農機、每件農具、每粒種子、每個農產品中;而這些具體而微的短板,就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著力點。將每件農具、每一把“鐵犁”造牢造靚,農民都喜歡用了;將每個農產品、每瓶“牛奶”做精做好,國民都搶著買了,我們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成功了,我們的農業也就現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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