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下已被討論得沸沸揚揚，涉及各行各業的供給側改革話題中，農業絕不是最受追捧，或者討論得最透徹的那個。這或許是因為過于龐大的體量，以致無從談起，統計局截至去年年底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仍有6億人為鄉村常住人口，占據著中國總人口43.9%的比重。單單是辨別中國農民的形象，就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他們有著相當多元的標簽。在城市里，他們是收入微薄、每到年底都會騎著摩托車、擠著綠皮火車不遠千里返鄉的農民工，或者外國人眼中中國經濟奇跡的“幕后英雄”；而回到農村，他們又成為有著一畝三分地的耕作者，住在鄉下不能買賣的大房子里，有時候可能需要為守護家園而與暴力拆遷抗爭；當然，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還是發明家，比如制造出造型奇特卻難一飛沖天的飛機，或者是一款山寨版的勞斯萊斯……

 

　　但這并不是回避討論的理由，相反，從與供給側改革密切相關的要素改革入手，超過6億人的城鄉往返及隨之而來的更多城鄉要素變動，某種程度上，也許它才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關鍵性因素。

 

　　《環球財經》記者過去半年來以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為切入口，針對城鄉要素交換的調查發現，對中國“三農”問題的探討，不應只局限于種植業的范疇，城鄉要素交換才是認清這一問題的密碼，而農業問題的本質，應是一個工業化命題。

 

　　工業化命題之下，來自于農業要素改革的挑戰不能不說形勢嚴峻。一方面，它涉及到糧食生產問題——如何在全球市場競爭體系下保證糧食；另一方面，它需要回答億萬農民進城，如何堅持集體經濟，保證社會公平，避免出現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如拉美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貧民窟”現象。

 

　　農村要素改革拼圖由此而來，它由增減掛鉤集體資產改革家庭農場三部分組成，它們并非新鮮詞，但這并不是這張拼圖的“關鍵”所在。應當認識到，這三部分在互為有機聯系的同時，每個部分都存在對應的約束條件，能否按照約束條件推行，并給予充分的制度保障，才是農村要素改革成敗的要害所在。

 

　　農業問題：一個工業化命題

 

　　【不僅農民進城是一個長期的工業化課題，從工業化開始發生起，農村和農民問題就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個城市化問題】

 

　　“農業或經濟落后的，要想做到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就必須實行的工業化。”早在1945年，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讀博士的中國人張培剛，就在他那本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奠基之作《農業與工業化》中揭示了農業與工業化的關系，這也是理解農業要素改革的起點。

 

　　與慣常將農業和工業區分對待不同，張培剛所說的工業化，并非只是工業本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而是將農業作為工業的一個生產部門來對待，即它包括著農業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也幾乎與1949年之后中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逐漸轉變為工業國道路相互印證——通過輸出農產品(000061,股吧)，農業幫助發動工業化；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隨之被動地發生調整。其中一個顯著的特征，即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地受城市的吸引而轉移到城市工業或其他行業。

 

　　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人口和城鎮化率的數據變動中，可以很清晰地窺見這一工業化進程。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鄉村人口7.90億人，同期城鎮人口1.72億人，城鎮化率只有17.92%；至2014年，中國鄉村人口已減至6.19億人，城鎮人口7.49億人，城鎮化率54.89%。

 

　　鄉村人口的下降，是一個緩慢而艱辛的過程。早在14~15世紀的英國“圈地運動”如此，上絕大多數工業化皆如此。以美國為例，伴隨著其工業化的崛起，農業人口占比從1830年的70.8%下降至1930年的22.5%，足足用了100年時間。而至今日，美國的這一比率已不到1%。

 

　　鄉村人口為什么會下降？這不僅由農村土地要素投入回報邊際遞減所決定，同時，也有工業化后城市工商業等邊際回報較高行業吸引的原因。張培剛分析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既有城市工業或其他行業“拉”的作用，同時也有農業或農村“推”的作用，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推動著農業人口不斷流向城市。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由人民公社過渡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進城尋找回報更高的就業機會，并促進了城市和工商業的繁榮，以及推動“中國制造”走向。

 

　　與美國為新興移民不同，中國有著數千年的農耕文明積淀，數據上，1978年以來，中國鄉村人口耗費了37年，將占比從82.08%降至45.11%，而美國實現同等降幅所費時間超過70年。這不僅可以解釋近些年“鄉愁”的來由——進城太快，鄉村仍停留在記憶中，同時也注定了中國農民進城更為復雜、曲折和激烈，征地強拆如是，千里返鄉也如是。

 

　　無論是“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到，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60%，或者是對比上已完成工業化的農業人口比例數據，不難發現，未來相當長時間里，中國還將會有更多的鄉村人口涌入城市。

 

　　按照張培剛的定義，一個農業或欠發達，只有當工業化進展到相當高的階段，農業生產總值占的比重，由原來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同時農業勞動者總人數占的比重，也由原來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這個才算實現了工業化。他認為，前述兩方面的比重或比例數字都降低到此種程度，才算達到工業化標準，二者缺一不可。

 

　　這也意味著，不僅農民進城是一個長期的工業化課題，農村和農民問題，從工業化開始發生起，它就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個城市化問題。

 

　　“農業不重要”背后的“復雜情況”

 

　　【“為什么糧食價格比國外的高？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競爭不過人家”】

 

　　工業化的推進和城市工商業的繁榮，農業生產總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不斷下降隨之出現。在現實中，又疊加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和城鄉二元制等因素，這往往會造成一種誤會，即農業已經變得不重要了。

 

　　“我們必須注意，這并不是說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有所減少，而只是表明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的擴張率，比起別的生產部門，特別是制造工業的部門，要相對比較低而已。”張培剛說。

 

　　時下豬肉和蔬菜供給不穩定對CPI的價格擾動已不必說，以農業大宗產品谷物為例，去年7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部分省市深化農村改革內部座談會上說，僅僅是三大谷物，全正常出口的只有2.5億噸左右，中國自己生產的三大谷物，2014年的產量是5.7億噸。

 

　　“比它一倍還多，所以全球三大谷物都買回來還不夠吃半年。”陳錫文說，“不能因為出現這樣復雜的情況我們就放棄，輕言放棄中國谷物基本自足要犯法的。”僅從糧食角度看，農業的重要性就已不言而喻。

 

　　何謂陳錫文說的“復雜的情況”？

 

　　“總書記在去年經濟工作會上深刻分析，我們大多數大宗農產品價格都已經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從糧食來說，我國糧價比國際市場要高1/4到1/3，什么原因？怎么突然之間中國的農業就不行了呢？”陳錫文說。

 

　　據陳錫文會上所述，國內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市場，使得同等條件下，經營者、加工者和消費者選擇買更為便宜的進口農產品，國產農產品沒有競爭力。它在現實中也引發了一串連鎖反應——國內糧食產量連年增長同時，進口糧食產量也在增長，同時糧食儲備倉容爆滿。

 

　　更為致命的是，放在國際市場競爭場域下，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多收了三五斗”谷賤傷農，而是谷貴傷農。“最后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這就要命了。”陳錫文說。

 

　　賣不出糧食并不是農民沒有積極性的惟一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調動起來的種糧積極性，也隨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在遞減。一方面工業化制造出更多回報較高的就業機會，吸引著更多人進城；另一方面，包產到戶分散耕作，其報酬遞減逐漸使得種地進一步失去了吸引力。于是，“未來誰來種地”，不僅是政府憂心的問題，也成為近年來民間熱議的話題。

 

　　“為什么國內大豆、蔗糖和糧食價格比國外的高？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競爭不過人家。”在過去數年的多次采訪中，于今年2月卸任上海松江區委書記的盛亞飛反復對本刊記者強調說。在去年12月松江區職業農民大會上，他對著臺下拿著紙筆、認真聆聽的700多位家庭農場主大聲說：“必須堅定不移地發展家庭農場，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要素變動，從家庭農場開始

 

　　【作為一個工業化問題，農業生產要素調整始于工業化地區的鄉村地區】

 

　　從農業被工業化影響的傳導鏈條來說，變動的是人力要素，大量鄉村人口進城尋找新的就業機會，作為農田的土地要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小規模的生產方式并未隨之調整，地少人多與城市化大發展，又加劇了鄉村人口的流出和棄荒棄耕，進入2000年后這一現象更為明顯，一邊是廉價的“中國制造”在全球范圍內攻城掠地，另一邊農村田野荒蕪、鄉村“空心化”和留守兒童問題走上前臺。

 

　　值得注意的是，從全球來看，工業化發展起來之后，農業一直扮演的都是被動調整的角色。作為一個工業化問題，農業生產要素調整也是從工業化地區的鄉村地區開始，具體而言，要素變動從家庭農場開始。

 

　　無論是張培剛，還是后來對中國農業關注頗多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D.蓋爾·約翰遜（D.GaleJohnson）都認為，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農業部門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和必要，在農村人口不斷減少情況下，土地生產規模應當擴大，并實現資本（機器）對人力的替代，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放眼至全工業化，走的也皆是這條土地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的家庭經營之路。

 

　　從理論到現實，我國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村土地規模化經營，通過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的路徑來實現。在工業化最為發達的長三角地區，早在2007年，上海松江即開始試驗的適度規模家庭農場——多數已依靠進城獲得主要收入的村集體成員先將承包的土地流轉給村委會，村委會再將土地流轉給村里的種糧能手規模化經營。

 

　　家庭農場又是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土地通過經營權流轉得以擴大規模，原本一戶家庭只能經營甚至10畝地變為可以經營100畝甚至更多，土地單位產出不變情況下，單個家庭總產出增加，人均產出隨之增加，即用更少的人種更多的地，這樣以來，土地規模報酬上升，一旦與城市務工收入持平，便會重新變得有吸引力。

 

　　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好處在于，隨著土地規模報酬繼續上升，來自于政府的補貼將會逐漸減少，而非外界印象中想當然認為“發達地區的農業是靠農業補貼出來的”。“松江家庭農場實行九年多來，一直嚴格執行的都是和上海市的補貼標準，這些年根本沒有提高過。”談起外界的這一“想當然”，盛亞飛澄清道。

 

　　另據松江區委副巡視員封堅強測算，倘若松江的家庭農場以后能繼續擴大至350畝的規模，甚至沒有補貼也可以實現農民增收、增產的效果。

 

　　這也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即家庭農場主在有吸引力規模報酬的刺激下，開始謀求用更專業的技術、更自動化的機械替代人力，以種植更大面積的土地，對應的便是在農村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從過去用耕牛、土犁的自耕農向會開拖拉機、收割機的職業農民轉變，以謀求更高的糧食產出。由此，農業邁向工業化和現代化之路。

 

　　以松江家庭農場為例，從2007年發展以來，已從原本最初的糧食家庭農場發展至種養結合家庭農場，乃至時下已超過半數的機農一體家庭農場，截至去年年底，松江14.5萬畝耕地僅由1119戶家庭農場主耕種，戶均經營面積123.3畝，人均年收入11.3萬元，水稻畝產則比推行前增加了38公斤。

 

　　而從經驗看，家庭農場要素變革也是單個家庭種植土地面積不斷增加、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在美國，單個家庭通過機械化操作，甚至可以耕種上萬畝土地，便是這種家庭農場要素變革的。單個家庭總產出增加，生產成本更低，在國際糧食市場體現的就是，價格更低仍能獲利。國內糧價之所以比國外高，就在于機器對人力的替代不夠高，生產成本更高所致。

 

　　家庭農場約束條件

 

　　【“偽家庭農場”的出現，原因在于忽視了家庭農場要素變革的約束條件，也就是頂層設計不足】

 

　　2013年，家庭農場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基于松江家庭農場“三權分置”的變革開始鋪向，但據本刊記者多地走訪觀察，在松江之外，其他很多地區家庭農場遺憾之處在于：不少通過經營權流轉、規模化經營的家庭農場，并未走向提高勞動生產率之路，反而成為糧食生產的隱患，它們無法與松江家庭農場相提并論，只能稱之為“偽家庭農場”。

 

　　比較突出的有三種“偽家庭農場”，一種是工商資本借家庭農場經營權流轉“下鄉圈地”；另一種則是有機熱潮下，重回農耕時代的自然農法種植；第三種則是雇傭人力而非機器替代進行糧食生產。

 

　　對比松江家庭農場，本刊記者發現，這些“偽家庭農場”的出現，原因在于忽視了家庭農場要素變革的約束條件，說白了，頂層設計不足。

 

　　出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要素變革的家庭農場，其約束關鍵之一即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種植，只有以家庭為單位，才可能會出現用更少人種植更多土地，由機器向人力替代的正循環，只要這種正循環無法實現，那么，家庭農場的要素變革就沒有意義，顯然，從層面上，應當對上述三種“偽家庭農場”進行規范。

 

　　約束條件之二，即在堅持現有集體所有制情況下，土地流轉也應當在村集體內部進行，而非承包給外地人經營。這不僅是堅持集體所有制的需要，同時也有著可持續發展的審慎考慮。以松江為例，早在村內流轉經營家庭農場之前，已有外地人租地經營，但無法避免過量、違規使用農藥、化肥的掠奪式種植（其他各地現象可參考閱讀2014年4月刊《農民眼中的“農地流轉”——本刊實地調查實錄》一文），而將土地流轉給本村的種糧能手，并輔之比如“三三輪作制（1/3綠肥、1/3深翻、1/3輪作）”規范，不僅土地得以休養生息可持續發展，本地人也有利于轉變為職業農民，長期穩定經營。

 

　　約束條件之三，即應當對經營權進行立法保護。盡管家庭農場已實現“三權分置”，但實際上經營權相關法律依然缺失。現實中，承包戶隨時可以向村委會要回土地耕種，這將構成家庭農場持續經營的不穩定因素。人有恒業，才有恒心。只有經營權穩定，家庭農場才能進一步走向專業化、現代化和持續化。

 

　　約束條件之四：家庭農場得以不斷向更率（用更少的人種更多的地）進化，還需要基層政府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配套和分工，這一社會化服務體系應當涵蓋農技、農資、農機、農業信息、農產品銷售和農業金融信貸等方面，對于不同農產品形成了各自的專業化生產方式，對應服務體系也應向更為專業化轉變。

 

　　約束條件之五：家庭農場應堅持糧食生產。這不僅有保障糧食的因素，也有托底收購，糧食為市場大宗需求，農民不愁銷路、收入穩定的考慮。耕作方式上，糧食生產也更適合機械化生產，能大大減少勞動力和勞動強度。此外，還要考慮種植其他農產品對市場造成波動的后果——假設如果松江15萬畝家庭農場全部都種成目前市場上售價更貴的雞毛菜或者火龍果，除了耗費更多人力之外，最終產品上市能否賣出去，肯定是個未知數。

 

　　讓農民放心離土：集體資產確權到人

 

　　【集體資產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在于完善經營管理制度，向市場化和現代企業發展方向靠攏，逐步讓集體資產由改革過渡期基層官員扮演管理者角色向它真正的股東——農民選舉或聘請專業人員進行管理過渡，真正實現“農民做主”】

 

　　如果說有約束條件的家庭農場變革解決的是誰來種地的問題，那么，集體資產改革與增減掛鉤，對應解決的就是農民進城的問題。

 

　　讓盛亞飛在松江任內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便是集體資產改革——從2008年開始歷時五年，在全區范圍追根溯源算清楚了1956年以來，不同歷史時期的農村集體資產的份額，并重新評估量化，折算為“股份”確權到每個村集體成員，而量化后的集體資產，由鎮級經濟聯合社或村級合作社負責經營，經營產生的部分收益，每年按照“股份”對近60萬名村集體成員分紅（詳見本刊2015年6月刊《集體權益歸來：上海松江“超級農改”》），這在區級范圍內也是首例。

 

　　集體資產改革不是上海郊區獨有的問題。從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到中西部地區，發韌于1956年以來的農民股份合作制，盡管歷經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變遷，集體資產仍廣泛存在，并隨工業化、城市化而壯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只是將農地確權到戶，集體資產僅僅過渡至至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小組三級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