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原因導致土地流轉問題多發(fā)

　　記者采訪了解到，六合區(qū)法院課題組對187個案件進行分析后，撰寫了1.5萬字的調研報告，其中用了較大篇幅對土地流轉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進行了分析，主要體現在土地流轉法律法規(guī)不健全、沒有形成規(guī)范的土地流轉機制、土地權屬登記制度尚不完善、基層組織未充分發(fā)揮先行處理作用、農戶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五大原因。

　　調研報告認為，自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我國相繼出臺了很多法律、法規(guī)，農村土地流轉經歷了一個從政策調整到法律調整的過程。但是，有些問題在變動中作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規(guī)定，如對于棄耕拋荒問題，不同時期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措施。法律政策的多變，造成農村土地現狀混亂，而多變的法律、政策又無法應對因政策調整等原因產生的矛盾，這就導致了農村土地糾紛在近年來大量出現。

　　雖然我國制定了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較多的法律法規(guī)，但是對于現實中的問題仍存在立法缺失現象，導致土地流轉現狀的混亂，糾紛處理也缺乏依據。比如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如何認定的問題，目前為止仍無定論。又如，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性質的界定尚不明確，土地流轉的具體規(guī)定尚不完善，使得一些打法律擦邊球的現象不斷出現，對于一些有損農民權益的“土政策”的合法性審查也缺乏依據。

　　調研報告還認為，村規(guī)民約、民定民守，有著鄉(xiāng)村“土憲法”之稱。但“民間法”影響過大，導致了現實生活中村規(guī)民約即使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guī)定，但其在農民中的威信和執(zhí)行力仍然很大。基于村民自治下少數服從多數這一自治原則，村規(guī)民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變成了不可觸動的條文。

　　此外，對土地流轉管理的缺位、錯位及越位也是導致土地流轉糾紛不斷增加的一大重要原因。特別是大量土地流轉多為口頭協(xié)議，沒有簽訂書面合同，有些雖然有合同也存在著概念不清晰、約定不明確等問題，加上一些地方扭曲的政績觀，以招商引資為名強行簽訂土地流轉合同，或者借土地流轉為名，隨意改變土地用途，從而導致出現違背農戶意愿強行流轉土地、土地流轉期限約定不清、農戶與基層組織間簽訂的委托流轉合同期限與基層組織與承包方間簽訂的流轉合同期限不一致等情況發(fā)生。

　　讓農民吃“定心丸”亟需補足法律

　　記者在法院提供的10多起判決書文本中發(fā)現，有相當部分案件的被告都系農民所在的村委會或社區(qū)，其中敗訴比例并不低。

　　“由于法律意識相對薄弱，很多基層組織扮演著運動員與裁判員的雙重角色，當糾紛發(fā)生后，又不能承擔最直接、最便捷的化解者角色，很多處理意見與法律規(guī)定大相徑庭，直接導致敗訴。”六合區(qū)法院副院長王靜分析認為，土地調整問題、棄耕拋荒問題、土地流轉合同效力問題等很多情況都直接涉及到村(居)委員會等基層組織，立法機關應當盡快通過完善立法方式明確標準，通過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方式，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農村婦女權益保護具體方式、情勢變更原則適用條件、對村規(guī)民約的司法審查權以及村委會強制性行為是否屬于行政訴訟受理范圍等一并解決。

　　而為了給農民吃上真正的“定心丸”，防止基層干部受各種利益驅使變相侵害、甚至剝奪農民土地權益，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的“確權”問題無疑是個的前提。

　　調研報告為此建議，要在土地確權工作中嚴格按程序與規(guī)則，著重解決因歷史原因導致的權屬不清問題，同時兼顧到失地農民利益，而不能盲目推進，忽視問題產生根源，防止邊確權邊爭議現象。土地確權后，農民應具有“三權三證”，即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民宅基地的使用權、農民在宅基地之上自建住房的房產權。通過完善權證制度徹底堵住“違法用地”的沖動。

　　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江蘇已有16個試點縣、500個鄉(xiāng)鎮(zhèn)近2000個村開展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試點，已流轉土地占家庭承包面積55.4%。江蘇省農委主任吳沛良在新近召開的江蘇省農業(yè)工作會議上對土地流轉問題特意強調，要嚴格規(guī)范土地流轉行為，對不規(guī)范的土地流轉合同進行清理，合理確定規(guī)模，加強土地流轉管理與服務。

　　有關專家表示，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通過對農村產權市場改革，并逐步引入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村房屋租賃、農村社區(qū)股份合作社股權等交易模式，在大政方針指引下，從法律、制度層面上“拾遺補缺”，切實發(fā)揮好法治思維的導向作用，從而真正維護好千家萬戶農民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