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陜西銅川市耀州區錦陽路街道辦事處在實施某葡萄莊園項目時，強行用鐵網圈占村民耕地，強制部分村民在流轉委托書上簽字畫押，引起群眾不滿。

 

　　該報道刊出后，當地政府隨即調查。但值得關注的是，“調查”結果并未直接回應報道細節，而是詳述流轉工作的程序合法與“少數農戶”的行為過激。真相如何，尚待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對這個葡萄莊園項目，當事各方意見分歧較大。

 

　　近年來，中央已經明確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的相關政策。其中，“依法、自愿、有償”是保障農民權益公平的前置性、原則性意見。不少地方還規定：未經原承包農戶同意和備案，受轉方流轉土地無效。可見，政策設計中保護農民的意圖非常明確。但現實操作中，農民對已經確權的土地權益為何仍然難以自主，導致“流轉”變“強轉”呢？

 

　　僅從媒體報道看，問題似乎出在企業法制意識淡薄、少數基層干部工作作風簡單化等方面。但仔細研究會發現，矛盾的根本在于土地流轉交易體系的天然缺陷上：即交易雙方議價能力嚴重不對等。說到底，在面對企業這種高度組織化的主體時，分散的農民缺乏對等議價能力。

 

　　土地流轉政策旨在賦予農民土地物權進入市場、實現增值的權利。但企業和農戶流轉合作的過程，必然是一個復雜的談判和妥協過程。包括上述銅川耀州區的案例在內，我們發現在大量土地流轉中：一是幾乎不存在討價還價的議價過程，農戶群體基本被簡單分為同意和不同意兩類；二是即使少數農戶提出要價，但由于預期模糊、缺少標準或談判技能差，其訴求會被認為“漫天要價”，因此交易流產在所難免；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因素，是基層政府角色模糊。仍以耀州區為例，雖然陜西省出臺了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指導意見，并明確規定“應該由轉出農戶與受轉方直接協商；村基層組織做中介或協調組織流轉的，應由轉出土地農戶出具委托書……未經委托同意，不得強行代替農戶轉出土地”等詳盡內容，但從操作實踐考量，村基層組織的中介協調角色并不獨立，且往往被基層政府所主導。

 

　　事實上，出于發展壓力、政績思維甚至利益牽連等原因，本應作為“公證人”角色的一些基層政府，在實踐中卻變身為土地流轉“主導方”。如此，企業與農戶的談判就更加不對等：雙方的談判悄然變成企業、政府與農戶之間“2對1”的博弈過程，農戶在其中的議價權更加無從談起。

 

　　可見，在當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應盡快幫助農民建立公正透明的市場化議價平臺。對此，可借鑒一些地方正在試點的農村資產交易中心機制，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業務納入規范交易體系——通過金融、評估、結算、擔保和支付保障等中介服務程序，讓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權益公開公平公正地交易、兌現并增值。如此，就能夠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僅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初衷得以實現，基層政府也可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做好政府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