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目前土地流轉信托落戶安徽省馬鞍山市含山縣。這筆信托項目涉及曾參與土地流轉信托單的中信信托、當地企業安徽大平油脂有限公司、近2萬畝土地以及數千萬元融資。然而，盡管信托的合作期限為11年，但信托產品的合同只簽了兩年。另外，土地確權、農民的后續保障都是不可忽視的難題。

 

　　發展現代農業，就必須想辦法實現規模經營，解決土地細碎化的問題，農村土地流轉的趨勢不可逆轉。之前，各地創造了多種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如土地互換、土地出租、土地股份合作、土地轉包、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等，但都依然沒有解決金融服務不對稱和相對滯后的問題。2013年中央1號文件下發之后，土地流轉信托應運而生；2014年中央1號文件對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具體的要求，農業部更明確地提出引入信托公司與產糧地進行試點合作。但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土地流轉信托還只是“看上去很美”。

 

　　表面上看，擺在土地流轉信托面前的道難題是土地確權問題，但就土地信托來說，其實并非最為關鍵的。因為無論是確權到村集體、確權到戶，或者是確權不確地，但只要能夠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移轉給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就可以與委托方簽交付確認書，可以確保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明晰。正因為如此，土地流轉信托在各地破繭而出。當然，從避免后續的法律糾紛來說，究竟該怎樣進行土地確權，是一個基礎權利問題，需要政府盡快統一、明確。

 

　　實際上，擺在土地流轉信托面前最核心的問題，則是土地流轉收益過低。一方面，從各地的報道來看，土地信托流轉每畝地每年的價格基本上都在1000元以內，這個價格可能還不及農民傳的耕作方式獲得的收入，從而降低了農民流轉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信托產品是追求高收益的，而在不改變農地用途的前提下，即使進行土地整理、規模經營之后，產出也畢竟有限，扣除前期土地整理成本和每年的耕作成本，還要在村民、政府、信托、農業公司、種植戶以及購買了信托份額的投資者之間分配，風險顯而易見。而這正是信托融資拖延到賬、信托產品合同期限普遍短于信托合作期限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說，不能破解土地收益的“老大難”，就難以真正破解“誰愿意種地”的問題，破解不了“誰愿意種地”的問題，“什么人來種地、怎樣種地的問題”就難以從根本上得到改觀。基礎性的問題不解決，信托所追求的高收益的目標，也可能就難以實現，信托公司也將難以徹下決心，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參與積極性也就不會高。從國際經驗來看，單靠種地來解決收益問題，幾無可能，所以發達基本上都堅持的是工業反哺農業的策略，不僅在稅制方面提供大量優惠政策，而且農業補貼更是高的嚇人，日本對農業的補貼已經超過了農業的收入，美國對農業的補貼已經幾乎達到世貿組織的上限。所以，在確保我國“糧食”的背景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就不能再停留在“政策號召”、少的可憐的“糧補”以及象征性的“收購保護價”上面。

 

　　站在農民的角度，后續保障當然是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是土地流轉信托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老問題，如果指望土地流轉信托來解決這一問題，無疑是土地流轉信托的不能承受之重。由于國外基本上都是土地私有制，所以存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之分，相關的政策也有不同，對農場主基本上采取“自我投保型”為主，對農業工人往往采取“福利型”為主。我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農民，雖然在形式上類似于發達的農場主，但是農民在整體上屬于低收入群體，繳費能力比較弱，基本不具備“自我投保”的能力。因此，解決土地流轉信托后的農民的后續保障問題，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拉美和非洲普遍的做法，即實行非繳費（或象征繳費）性的社會保障制度。

 

　　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轉是將金融的元素注入了土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農民和農業金融服務相對落后和匱乏的問題，而且有利于未來在“三農”領域展開更多的金融創新，使農民切實分享到土地增值所帶來的收益。因此，從理論上說，信托是我國未來解決土地流轉問題、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一劑良藥。然而，國際經驗表明，農業現代化發展，需要政策環境、土地權屬、盈利能力等一系列的前提保障到位，否則，就難以真正解決“看上去很美”的問題。目前，土地流轉信托漸熱，只能說信托公司已經嗅到了商機，但它們的謹慎、觀望，實際上也是一種等待，等待確定性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