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機購置補貼政策三年調整一次，這本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不過，在2021—2023年新政來臨之前，對于一個已實施15年以上的政策來說，業界有許多猜測也同樣順理成章。

3月12日，農業農村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印發了《2021—2023年農機購置補貼實施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靴子終于落地”后，意味著長期實施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已不存在多少爭論空間。

《意見》的發布，至少回答了之前坊間流傳的兩個疑問：一是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實施期限問題，二是新階段補貼方向和補貼力度問題。結合2月21日發布的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化現代農業科技和物質裝備支撐”“加大購置補貼力度，開展農機作業補貼”的提法不難看出，《意見》其實就是中央一號文件的細化版。在“十四五”開局的短短3個月內，中央堅定推進農機化高質量發展形成了“政策共振”效應，給農機行業吃下一顆定心丸。

一

關于“農機購置補貼實施期限”的疑問，最早從2019年11月開始已持續了一年多時間，信息來源于自媒體對文件的誤讀，曾有自媒體撰文《重磅：農機購置補貼實施期限至2023年》，除了誤讀更多是夸大的成分。其實，從頂層設計分析，農機購置補貼政策的立政基礎其實是“工業反哺農業”理論，即一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在層面進行結構性戰略轉型的政策選擇，這在工業化被廣泛采用，也是一種通行做法。

各國工業反哺農業政策框架大同小異，其基本路徑是：促進農田集聚，引導農業規模化經營；推廣農業科技，提升農業綜合生產效率；推動農業產業化轉型，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工農業協調發展。

如果把2004年確定為我國購機補貼政策元年，可以從三個維度分析我國農機補貼政策的立政基礎。

其一，從改革開放到2004年的26年，我國基本處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導的農村改革階段，這一時期的農村改革支持了后來的國有企業改制，農業剩余流向工業部門,為工業化初期積累資金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二，從2004年至今的17年，正是我國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發展初期，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農，但主要用之于城，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但正是因為如此，土地收益回歸農業農村的比例偏低，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支持作用發揮不夠。

其三，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小康社會”個百年奮斗目標后，同時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納入基本政策體系，并確定為長期堅持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隨著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深入，進一步加快了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進程，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展注入了新動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展進程、共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

實際上，一個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的臨界點，有一個公認的衡量指標。歐美發達工業化經驗表明，當人均GDP達到800—1500美元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實行了農業特別扶持政策。在亞洲，日本二戰前曾實施以農養工，1966年人均GDP達到1058美元，這一時期開始工業反哺農業；韓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前還從農業部門抽取工業化資本，1977年人均GDP達到1055美元，同一時期也開始了保護扶持農業政策。

我國工業化后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政策基本上與西方發達類似。2004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508美元，這一年也就是購機補貼政策元年，中央財政安排農機購置補貼資金0.7億元；2019年我國人均GDP破萬達到10216美元，這一時期也被認為是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農機購置補貼資金達到180億元。數據顯示，幾乎在同一時期，我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不足20%到2020年已超過60%，初步建成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農機制造業基本滿足現代農業現代化發展需求。因此，有條件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就是其中一個范例。

二

關于新階段農機購置補貼方向和補貼力度，就是怎么補的問題，《意見》已經給出了答案，其中亮點主要有：一是補貼機具種類范圍“有進有出”，由2018—2020年的15大類42個小類153個品目調整擴展為15大類44個小類172個品目，重點增加了丘陵山區和畜牧水產養殖等薄弱環節機具品目；二是補貼標準“有升有降”，給予各省更大自主權，可選擇高端智能農機產品等不超過10個品目提高其補貼額35%；三是支持農機科技創新大膽嘗試，如：專項鑒定產品范圍不受補貼范圍限制，交由各省確定；重點支持暫不能開展鑒定的新型成套設施裝備等，單套補貼額可達60萬元。

補貼政策常被形容為“喂奶”，但農機購置補貼政策一定叫作“強身”。兩者不一樣的是，“喂奶”總歸是要被“斷奶”的，因為“孩子”會慢慢長大；而“強身”就是保健，需要持續到中老年甚至一生。目前雖然沒有確切的說法，但不出意外農機購置補貼或將是一項長期政策。有消息稱，在中央財政相關農業政策績效評估中，農機購置補貼執行情況，這也從側面說明，保持農機補貼政策的長期性不僅有理論依據，而且有實踐操作基礎。

“十三五”期間，我國實現了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目標。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間，要重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動形成“大循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就必須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戰略支點，完善工業反哺農業的結構體系，不僅要繼續做好政府財政反哺，而且加大公共服務反哺和制度反哺力度，如：讓教育、醫療和科技資源更多惠及農業農村；完善農村土地征占用制度，下決心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用于“三農”領域。這一切，與農機購置補貼政策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