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的農機設備可以進口，但是在技術、理念等方面，中國農業與國外差距仍然巨大，就好比買來了豪車，卻不知道怎么開，更不知道怎么保養。

    農業部今年將在范圍內培育新型職業農民100萬人以上。2012年以來，通過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共培育各類新型職業農民400多萬人，大多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和骨干。

    留學回國后，開拖拉機種地——這是“海歸”崔弘目前的工作狀態。

    她已經開始將自家在吉林省公主嶺市托管的2000多畝農場所種的玉米，賣給了某一大型餐飲企業。而且，她還作為中國“職業農民”的代表，到了“美國糧倉”艾奧瓦州開會，一口漂亮的英語，讓國外同行們頗為驚訝。

    不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這樣的“職業農民”正越來越多地活躍在中國農村。

    隨著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推進，農業經營的比較效益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意繼續從事農業。

 

    “未來誰來種地”與土地撂荒同時成為社會的困惑。但是，像崔弘這樣的“海歸”以及其他的新型職業農民群體，卻仍然投身農業。其實，這背后是“誰來推動中國農業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宏大命題，同時也是傳統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一個縮影。

    2016年10月，國務院專門出臺文件《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要激發新型職業農民等七大重點群體的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

    土地托管：2000多畝玉米地

    崔弘原本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讀金融會計，其實并不愁出路。不過，她的父親在內蒙古操持了一個6000多畝的農場，對國外的技術、設備和理念非常欣賞。由于受父親的熏陶，再加上家人年紀大了，畢業回國后，崔弘毫不猶豫就接手了農場。

    而崔弘在公主嶺市的2000多畝農場，是“托管”集中起來的。

 

    何為“托管”？一般而言，農民把自己的土地委托給一個社會化服務組織（如供銷社、農民合作社或農業服務公司），由該組織為農民提供一個、多個或全部生產環節的服務，而土地所有權及農產品仍屬于農民。這一民間自發探索的制度設計，巧妙之處在于沒有觸動現行土地集體所有制，而又實現了農業規模化、集約化、機械化生產，破解了“誰來種地、怎么種地”的現實難題。

    崔弘是通過艾特爾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這一主體來托管農地的。這是一家跟玉米種植公司——墨西哥艾特爾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合作的技術咨詢公司。

    崔弘此前在內蒙古積累了使用國外的技術、設備進行集中連片種植的經驗。她對財經表示，隨著種植技術的提高，以及能夠將國外技術轉化為國內的現實生產力之后，她才開始考慮在吉林公主嶺設立種植示范園區。

    最初，崔弘自己承擔風險做了1000畝地的示范，發現效果不錯；再加上這一兩年玉米的行情不太好，農民的土地托管意愿很強烈，于是很順利地就托管到了2000畝。

    托管的優勢在于靈活，當然也是一種平衡。

    盡管跟國外相比，中國的土地租金成本偏高，崔弘也能夠理解。她認為，在中國，為了生計考慮，農民不愿意輕易放棄土地。但由于種種條件，不愿意種地或種地種不好，他們只好選擇托管，因為這種方式夠靈活——既可以選擇要跟自己耕種所得的同等水平的糧食，也可以選擇將糧食按照當年價格折合成現金。農民會比較樂意接受。

 

    此外，她還認為，托管讓土地的種植者跟農民都承擔了風險，形成一種平衡。不過也容易出現波動，農民看到種植者今年的產量增加、掙了錢，次年就有可能提高托管費用；要么就是今年種植者虧損了，來年就不再托管。當然，這種模式也導致短期效應，托管方會掠奪性耕作，不會長期投入，更談不上真正的愛惜土地，對土地負責。

    這是中國跟國外的不同。崔弘告訴財經記者，比如美國人很重視保護土壤，然而中國農業以前片面追求產量，過度使用化肥農藥。如今，中國開始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追求有品質的產品。但土壤是基礎。如果沒有優質的土壤，產品就不會有品質，更談不上賣好價格。

    考慮到長期大規模流轉土地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即便是像崔弘這樣的職業農民也做不到跟美國同行相媲美的農場種植規模。

    不過，很多人已經認識到跟資金實力雄厚的大集團合作的必要性。這些公司會長期流轉土地，但不一定會有精力經營；有的養殖企業考慮到經濟和環保效益都很明顯，也會主動合作。

    在加強托管的同時，崔弘還會跟大集團合作進行訂單式的種植和收購。長期的土地流轉，比如一二十年期限的，對種植者而言，其實也意味著可以投入更多來養好土地。

    職業尊嚴：會英語也會開拖拉機

    英文表達流利的崔弘還成為了非營利組織“全球農民網絡”（GlobalFarmerNetwork）的一名成員，并在該網站上積極撰文。

    上個月，她就發表了一篇《在合作中提高認知及糧食產量》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國，我們有很多小型農場，然而其中大部分農場的生產量只維持在水平。但是在艾奧瓦州，她拜訪了得梅因地區（DesMoines）的幾家農場，它們的規模和生產力給她的印象十分深刻。

    而艾奧瓦州與崔弘在吉林省種植玉米和青貯玉米的農地，幾乎處于相同的緯度。

    接手父親操持的農場這幾年，崔弘充分認識到，盡管中國經濟實力強大了，可以購買國外的大馬力拖拉機等很多農機設備，但是在技術、理念等方面卻跟國外差距很大，就好比買來了豪車，卻不知道怎么開，更不知道怎么保養。

    她也注意到，確有不少種糧大戶因大規模種植而賺到了錢，但一算種植水平，遠遠低于發達。

    “即使花錢買到了的裝備，卻無法充分發揮效果，而且整體的生產成本和產品品質、品牌打造等方面，差距更是懸殊。”崔弘舉了個例子，外資食品加工企業之所以要用國外玉米，一方面是因為價格便宜，更為重要的方面是國外玉米品質高、霉變率低。

 

    同樣都是面臨年輕人不愿意從事農業的現實，美國開始應用精準農業技術來替代人工，而中國并不重視教科書外的農業實踐。在美國，農學教授幾乎個個都會開拖拉機，因為人家有自己的農場；但在中國，未必有幾個農業專家懂得怎么開拖拉機。

    政府相關部門也已意識到，應在層面加強農業實踐教育。

    農業部科技教育司司長廖西元近日在太原舉行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推進會上表示，今年將在范圍內培育新型職業農民100萬人以上。

    他說，2012年以來，通過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共培育各類新型職業農民400多萬人，大多成為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和骨干。

    收入是讓越來越多的“崔弘”們選擇這一職業的原因之一。規模化、標準化、訂單化可以讓農業更有效率、成本更低，還有品牌品質、市場開拓的精品化都可以讓從業者有好的回報；更重要的是如何縮小中國農業跟發達農業的差距，這成為事關中國“職業農民”職業尊嚴的大事。而新晉涌現的新型職業農民，事實上，就擔負著這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