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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農業是我國獨創的,以耕戰為國策,獨重谷物,忽略其他農業組分的特殊農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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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農業與城鄉二元結構幾乎同時發生，在中國已沿襲數千年。曾經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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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人們的食物結構較之以前已發生大的革命，肉食已經占比較大的比重。同時按食物當量來說，人吃一份，牲口吃2.5倍人的口糧量，現在農業的大頭應該是動物飼養。但現實是，牲口飼料很少，主要靠進口。人吃的肉多了，硬給他糧食，結果糧食賣不出去，而且成本高，因為追求高產，大水大肥大農藥，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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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原來農耕文明的社會基礎小農經濟被迫消失,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生過兩次重大農業結構變革。次是20世紀50年代從小農經濟過渡到以合作化為代表的計劃經濟;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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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們對農業結構的理解不足，次農業結構改革導致嚴重饑荒，盡管原因有多種,如“瞎指揮”、“平調風”等,但各類弊端造成的惡果必然以農業結構的失誤為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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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農業結構改革,在大國崛起的大好形勢下卻意外地發生了舉國憂慮的“三農問題”,系列產業癥結與社會癥結同時顯現。其產業癥結為農業的供給側與消費側嚴重錯位,最終導致水污染、土污染、食物污染,農產品過剩與短缺并存,資源浪費嚴重,生產成本高于進口產品的到岸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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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類癥結告訴我們,以耕戰思想為基礎的“農耕文明”已經難以與后工業化時代相融合,耕地農業伴隨城鄉二元結構走到了歷史的盡頭。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展現了不容忽視的社會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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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的許多文件已經多次宣示,第三次規模的農業結構改革,正在以調結構、去庫存、去杠桿、補短板等多項措施拉開序幕。我們一向依賴的政策杠桿,在棉花產業已經全然失效,糧食杠桿的斷裂之聲也已清晰可聞,至于油料作物,正在尋尋覓覓不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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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傳統的糧、棉、油三大產業境況如此危殆,這不過是歷史催促我們進行農業結構改革的信號,我們大可不必過分驚慌。因為,新興的草牧業已初現曙光,其次可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做出合理調節,把耕地農業失去的從草地農業發展中得到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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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農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草業,是相對于耕地農業而言的草地與畜牧業占較大比重的現代大農業系統，現代草地農業是“草地+n”的大農業。這里所說的“n”項產業,可包括林、果、棉、煙、雜等等。草地農業并不排除其他農業組分,而是使各個農業組分各得其所各展所長。在草地農業的框架內,因地制宜,優化布局,以求獲取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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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看來,草地農業結構中草地大約占農用土地的25%,畜牧業產值大約相當農業總產值的50%左右。這也正是現代發達的主要農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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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應該發展的不是狹義的農業，而是農林牧副漁兼顧，必須是好地種草，地是越種草越肥，不是越種越薄，草田輪作，良性循環，持續發展。從我們在蘭州大學所做的一些縣級規模試驗區的效果看，冬麥地放羊，糧食不減產，而且羊肉增加了，這也顯示了農業結構改革的重要性。我認為現在政府部門應該先選幾個旗縣做農業結構改革的樣板。值得注意的是，農業結構變革是的安排和優化，不是只做某一肉牛、奶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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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欣慰的是，相關草地農業的思想在去年中央一號文件就已體現，在今年一號文件更加落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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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兩次農業結構改革是不期而遇,沒有充分準備,還沒有擺脫糧食就是食物的誤區;還沒有認知我們的農業供給側與消費側的嚴重錯位;還沒有認知農業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的規律不容悖反;更沒有察覺耕地農業已經伴隨城鄉二元結構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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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話,我們因缺乏農業結構改革的自覺而付出了沉重代價,現在我們應該以虔敬的心態,清醒的頭腦,走向我們的既定目標——草地農業系統,完成幾代人期望的農業現代化和它所伴生的有別于“農耕文明”的新的社會文明,其中不可忽視草原文明與海洋文明因素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