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近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層對2017年“三農”(農村、農業、農民)發展劃定了方向：通過提升農業供給質量等多種方式，促進農民收入增加。

 

　　會議提出，2017年要“以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為主要目標，以提高農業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會議還提出，確保2017年再脫貧1000萬人以上。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進口農產品不斷增加，而中國的農產品由于質量差異性大，一些農產品在國內常常面臨滯銷的局面，“因此，提高農產品品質應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突破口。”

 

　　如何提升農產品質量，從而實現農民增收、農村脫貧的目標？當局從結構調整出發，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工作主線，從市場結構和體制結構兩個角度提出了改革思路。

 

　　在市場結構調整方面，會議強調，要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注重滿足“量”的需求向注重滿足“質”的發展轉變。事實上，當今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農產品還未實現質量和附加值的提升。

 

　　“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將滿足消費者對農產品不斷提升的品質需求，并促進農戶增收。”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教授汪三貴告訴記者。

 

　　對于農業的市場結構調整，會議提出，要適應市場需求，優化產品結構，把提高農產品質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科技創新，調整農業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促進融合發展，優化產業結構，著眼提高農業全產業鏈收益，努力做強一產、做優二產、做活三產。

 

　　汪三貴表示，規模化生產有助于降低小散農戶生產的盲目性，提升農產品的質量和附加值，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動農業融合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政策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支持。

 

　　除了市場結構的調整，會議還指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為根本途徑。專家認為，農業政策和體制機制結構的改革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決定性要素。

 

　　李國祥指出，當前中國很多農產品都實行收購政策，然而，這一政策不利于優質優價價格機制的建立，應該更多地由市場決定價格，減少政府收購農產品的種類并降低政府收購的力度，“政府收購農產品只關注水分和雜質兩項指標，這不利于農產品品質的進一步提升，建議政府收購農產品時增設更多指標。”

 

　　在體制結構調整方面，會議指出，要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要素、主體。推進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改革財政支農投入使用機制，加快農村金融創新，健全農村創業創新機制。

 

　　通過上述一系列改革，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到2017年再脫貧1000萬人以上。并提出，要把促進規模經營與脫貧攻堅和帶動一般農戶增收結合起來。

 

　　“這一目標中國有信心實現，但應該看到，現在剩下的都是很難脫貧的地區和人群。”李國祥表示，中國的脫貧工作已經進入到攻堅階段，隨著2020年全部脫貧目標年的臨近，個別地區出現了數據造假的現象。他建議，在接下來的工作中，要考慮到基層的實際，不要層層加碼，應建立起上下互動溝通的工作機制，此外，要創新考察監督方法，比如，司法和紀檢部門應深入到村民家中實地考察，了解真實的脫貧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