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鋼鐵、煤炭等工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后，農業領域如何表現，值得期待。

    12月16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當前中國農業的基本國情是，盡管總量連年持續增長，但部分農產品卻面臨階段性產大于求與結構性短缺并存的尷尬景象，同時農產品的整體質量還難以滿足國民消費需求和國際競爭。

    因而，農業供給側改革需要解答的問題是，怎么樣調整農產品結構，提供綠色優質的農產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供的方案，一是去庫存，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消化工作；二是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在此之外，還需要增加“制度供給”，通過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等，為農產品結構“轉型”營造良性環境。

    玉米去庫存打頭陣

    種植業與產業化程度相對較高的畜牧業、養殖業不同。要提供綠色、優質的農產品，種植業供給側改革還要解決更重要的問題：怎么樣破除生產量、庫存量和進口量“三量齊增”的尷尬現象。

    從2004年到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實現“十二連增”。但是，2011年下半年以來，受臨時收儲政策“托市”的影響，卻出現進口糧價比國內糧價低的持續“倒掛”現象。這造成進口糧食入市，國內糧食入庫的尷尬情況，也促使糧食進口量持續增加。

    以玉米為例，隨著玉米庫存不斷增加，東北等核心產區新糧收儲矛盾和儲糧壓力也比較突出。而連續8年的臨儲政策，扭曲了國內玉米市場價格，特別在國際糧食供應過剩環境下，政府需要解決天量的玉米庫存。政府收購價格鼓勵了國內生產，但同時刺激進口大量增加，因為食品和飼料生產商轉向更便宜的進口玉米。另一方面，由于比價因素，農民傾向于選擇“托市”更保險的品種，例如選擇種玉米而放棄種大豆，造成玉米庫存積壓而大豆結構性短缺。除了造成大量庫存，玉米臨儲政策還使得市場對價格不再敏感。

    這也是使得“玉米”成為高層直接點名要去庫存的作物。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及，要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消化工作。其中，被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稱為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敗關鍵因素的是，當前的玉米去庫存。

    與企業主導的市場行為不同，玉米去庫存的關鍵，在于國內受到政策“指揮”的億萬農民。業內普遍認為，“三量齊增”的糾結在于，一大原因在價格制度、臨時收儲政策干擾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控制著農民的種植意愿。因而，與農產品結構調整相聯系的制度改革，是自2014年開始的農產品價格改革，其主要思路是“市場定價、價補分離”。2016年，內蒙古和東北三省將以往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

    張曉山分析，農產品價格改革非常難做。這是因為政策的出發點既要適應市場需求，又不能損害農民的利益，分寸難以拿捏。

    農業部數據目前體現的進展是，玉米產量已經下滑，預計2016年減少約1770萬畝；而大豆預計未來10年將有恢復性增長。而經濟作物棉花的種植面積、產量雙雙下降。

    張曉山認為，隨著玉米收獲季的結束，玉米去庫存成效如何，很快就可以顯現出來。

    推動“制度供給”

    在價格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的基礎上，要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還需要外部“制度供給”的助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農業供給側改革至少還設計地、錢、人三大農業生產經營的必要元素。該會議要求，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

    張曉山認為，還需要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改革，有助于推動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從而推動更多大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優質農產品的出現。

    2016年取得進展的是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獲得推進，但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有效”的進一步解析還有待明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而此前較受到關注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被認為是農民融資的必要途徑。

    需要強調的是，農業領域之外的“制度供給”也同等重要。湛江國聯董事長李忠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的企業出口高速增長的背后，還有政府部門簡政放權的功勞。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看，2017年有望推動或影響農業經濟的“制度供給”，除了簡政放權系列政策外，至少農村環境突出問題綜合治理、退耕還林還湖還草等環保政策，還有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監管等配套政策。

    張曉山說，農業的“制度供給”不于農業領域，而是系統政策的整體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