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側”不能失位，“市場側”亦應有更好作為，最終通過“收益側”的顯著成效，托舉起糧食。

    據報道，在實施“最嚴耕地保護制度”的情況下，仍有一些地方違法占用耕地，屢禁難止。記者調查發現，有企業承包耕地后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種植經濟林，國土資源部門下達過限期整改通知書，然而時隔6年，企業仍沒有恢復這些耕地的用途。

    如果說糧食是一座樓宇，耕地無疑就是下面的地基。地基不牢，高樓難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明確指示，耕地是我國最為寶貴的資源，關系十幾億人吃飯大事，要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耕地。然而現實中，耕地保護在落實層面卻往往變成紙上談兵，一些地方采取“文件式”執法或是以罰代管，客觀上縱容了違法占用耕地問題的滋生。耕地保護困境，表面上看是一個執法監管問題，從更深層次看，耕地收益下降、種糧積極性不高則是主要原因。當種糧收益不如種樹收益高時，耕地種樹便成為一種經濟上“合算”的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耕地保護執法難免出力不討好。

    近年來，“70后不愿種地、80后不會種地、90后不提種地”的“誰來種地”問題，頻頻引起熱議。年輕人嫌棄種地條件苦、不體面，一旦遇上旱澇病蟲害，“種田還要倒賠錢”。耕地被擅自改變功能，同年輕人不愿種地，“病根”某種程度上都在于種糧收益太低。一畝水稻能產多少糧，一斤玉米能賣幾塊錢，化肥、農藥、種子花費多少錢，這些瑣碎的農民賬本，另一頭牽動著的，正是的糧食。如果沒有人愿意種糧了，糧食從何談起？糧食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問題，不僅是戰略問題也是民生問題。誠如專家所言，糧食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供給量的問題，而是中國農業的產業問題和中國農民的就業與生計問題。

    稻亦有道，糧食體現生存之道，也照見發展之道。農業是農民奔向小康的正途，無論是發展現代農業、推進新型城鎮化，還是實現糧食穩產、保障糧食，都必須確保農民可以獲得穩定收益。眾所周知，糧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彈性，如果完全交給市場來裁判，谷賤則傷農，谷貴則傷民。而如果全由政府來調控，糧食增產會使得庫存增加，政府財政壓力也會隨之加劇。正因如此，農業被視作中國最重要也是最難處理的行業。“監管側”不能失位，“市場側”亦應有更好作為，最終通過“收益側”的顯著成效，托舉起糧食。

    從去年開始，國務院出臺了建立健全糧食省長責任制的相關政策，各級政府逐步確立了保護基本農田、保護種糧積極性、落實糧食保障等方面的干部責任制，這對于確保政府權力行使到位、責任落到實處有很大裨益。而像延伸產業鏈、提高糧食附加值以更好抗御市場風險，推廣規模經營、提高個體的單位產出以保障農民收益，探索理順產銷關系、保護農民利益的價格機制等，都需要以符合農業發展規律、尊重市場規律的方式深化改革、強化落實。靠留守老人、婦女，撐不起現代農業的未來，一些地方像培訓“職業經理人”一樣培育職業農民等做法，值得在實踐中探索和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糧食不容閃失，我們要保住18億畝耕地，更要保證有人來耕種這18億畝耕地。只有確保農民種糧致富，糧食才有堅實保證，發展才有更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