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6年的2.6%到2014年的30.4%，短短18年間，我國農地流轉率快速增長。中國社科院相關課題組研究成果顯示，“近1/3的耕地是由那些不是土地承包所有者的人耕種的”。

 

　　5月9日，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北京聯合發布《土地市場藍皮書：中國農村土地市場發展報告(2015~2016)》。

 

　　藍皮書介紹，1996年，只有2.6%的農地發生流轉，2004年流轉比例提高到10.5%，2011年進一步提高到17.8%，2012年有超過1/5(21.2%)的農地發生流轉，2013年全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達到3.41億畝，流轉比例超過1/4(25.7%)，2014年全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進一步增加到4.03億畝，比2013年底增長18.2%，流轉比例達到30.4%。顯然，我國農地流轉市場發展速度很快。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土地經濟與人力資源研究室副研究員郜亮亮介紹，課題組于2013年和2014年對河北省、陜西省、遼寧省、浙江省、四川省、湖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7個省份的農地流轉情況進行了調研。這些樣本省份分布在華北、西北、東北、華東、華中和華南等地區，對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調查發現，從發生流轉的耕地面積占比來看，各省份的農地流轉市場發展有所差異，但每個省份2014年的流轉比例都高于其2013年的比例，即所有省份的流轉市場都隨著時間在發展。平均來看，2013年有21.88%的農地發生流轉，2014年流轉比例上升到26.63%。 “盡管這7個省份2014年的平均流轉比例低于總體流轉比例(30.4%)，但也有部分省份的流轉比例高于平均水平。”郜亮亮介紹，如廣西2013年和2014年的流轉比例分別為45.32%和47.98%，幾乎有一半耕地發生流轉。而四川的流轉比例在2013年和2014年都是的，分別是11.73%和15.57%;其次是河北省，分別為13.47%和16.68%;遼寧省的流轉比例與平均水平基本持平，2013年為26.34%，2014年為32.65%。

 

　　調查發現，平均來看，2013年轉出耕地農戶占所有承包農戶的比例為19.13%，2014年提高到22.21%，即有超過1/5的農戶將承包的耕地流轉出去，成為流轉市場的供給者。分省份來看，四川省2013年和2014年轉出農戶占比分別為10.12%和12.05%，依然排在7個省份的最后，其次是河北省，占比的是廣西。

 

　　藍皮書介紹，調查結果表明，當前農地流轉形式多樣，具有以轉包和出租為主，以轉讓、互換和股份合作為輔的流轉特征。從7個省份的情況來看，轉包是最主要的流轉形式。2013年，發生流轉的耕地中有46.32%采用了轉包形式，到2014年，這一比例基本保持穩定，只是小幅增至46.67%。2013年，35.79%的流轉采用了出租的形式。發生流轉的耕地中大約有5%是通過互換形式進行的。

 

　　農地流轉后，“誰來種地”一直是大家關注的問題。調研發現，當前發生流轉的土地主要是被農戶、專業合作社、企業和其他主體進行耕種，且以農戶這種經營主體為主。從7個省份的情況來看，60%的流轉耕地被農戶耕種。

 

　　分省來看，浙江省流轉土地中農戶經營的比例，2013年超過70%，2014年下降到67.69%;陜西和遼寧兩個省份的這一比例在2014年都經歷較大幅度下降，但均超過50%;農戶經營占比的湖北省基本在50%左右。專業合作社是第二重要的經營主體，2013年有14.74%的流轉耕地被專業合作社經營，到2014年這一比例快速增加到18.33%，即近1/5的流轉耕地由合作社這種經營主體耕作。

 

　　調查發現，從7個省份來看，至少40%的流轉耕地用于種植糧食作物。藍皮書表示，但無論如何，流轉耕地的“非糧化”仍是應重點關注的問題。調研還發現，從7個省份來看，約60%的流轉耕地都簽訂了流轉合同。但從7個省份的情況來看，由土地流轉引發的糾紛占所有糾紛的比重呈上升趨勢，由2013年的32.24%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40.06%

 

　　藍皮書說，30.4%的流轉比例意味著近1/3的耕地是由那些不是土地承包所有者的人耕種的，那么這些轉入戶(或經營主體)能像承包者自己一樣“愛惜”土地嗎?他們在對土地進行耕作的時候會不會抱著短期使用的動機，進而采用“掠奪式”的使用方式呢?如果是這樣，流轉越快，流轉面積越大，農業可持續發展就越受影響。

 

　　郜亮亮說，土地流轉市場的首要功能是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其次是促進公平，即將土地從擁有數量多的農戶手中轉移到擁有數量少的農戶手中。但隨著流轉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公平性作用將逐漸減弱甚至消失，那個時候只有能支付租金的人才能夠獲得土地的經營權，而這些人必然是利用效率的人。

 

　　郜亮亮介紹，土地流轉市場發展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規范性。盡管簽訂合同的比例占60%，但依然很低。由于經營主體不同，承擔土地租金的能力也不同，土地流轉市場的發展必然面臨“非糧化”和“非農化”問題。應嚴格監管土地使用，通過恰當的激勵措施如三項補貼政策，將土地流向進行適度規模經營的糧食種植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