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可以農村資產、促進規模經營和加快實現農業現代化。其風險在于，由于監管政策不合適，可能導致耕地質量下降、損毀，甚至非糧化、非農化。

    目前，存在的重要問題是耕地質量保護責任主體不明確，耕地保護相關責任主體和利益并不協調。中央和地方政府從糧食角度出發，有耕地保護的動機。但家庭承包者對耕地的心理比較復雜，為了追求益，免不了掠奪式生產。

    在土地流轉中，往往沒有明確的質量約定和監管約定。對于短期土地流轉而言，農民大多是自發流轉，合同中對耕地質量保護或有或無。即便是長期流轉給企業時，合同模板中雖有耕地質量事項，但往往沒有具體可操作的科學指標。

    這種情況下，流入主體一般不會主動關心耕地質量保護問題。流轉土地后，目前一些人種植蔬菜、林果、花卉、養殖，甚至以設施農業等名義，打擦邊球改變耕地用途，也有甚者搞休閑度假村和房地產開發等“非農”建設。

    在現實經濟收入化的過程中，農戶或流入主體的耕地保護行為是否發生，關鍵在于耕地保護勞動投入是否能得到相應補償。缺乏優惠政策引導，加之農戶和流入主體對耕地保護的復雜心理，耕地質量保護在土地流轉中堪憂。因此建議：

    在政策法規層面，明確經營權流轉中耕地質量保護的責任主體、監管主體和受益主體。目前，應該按照現行耕地流轉“非農化”禁止性規定，完善對耕地“非糧化”的相關法律責任條款。同時，對工商資本進入農村，更要引導進入產前、產后，而不僅僅是農業種植的產中。

    在合同引導層面，探索建立工商企業流轉耕地質量保障金制度。在合同中，細化流轉耕地的質量狀況約定，一旦違約，保障金將作懲罰損害賠償金。建議研制合同模板，體現耕地質量保護的可操作指標。

    有關部門應該成立耕地質量保護專家組，制定耕地質量保護監管指標，對耕地質量進行監管、監測和保護。同時，應當充分發揮耕地承包者和經營者以及村集體組織，在耕地流轉用途監督和質量監管方面的作用。

    建立耕地流轉質量保護示范區，探索農村土地流轉中耕地質量保護的引導政策、耕地質量指標、合同約定模式、監管運行機制、經濟補償方式和耕地質量保護效果經驗模式，為大范圍推廣流轉中耕地質量保護提供政策和技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