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2016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開幕。這一論壇迄今為止已連續舉辦了16屆，每年3月兩會閉幕后的一周，它成為中國政府高層與國際商界、學術界相互交流溝通的重要平臺。

    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的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的所長樊勝根博士，是在國際農業科研機構任所長的中國人。他在出席本屆論壇時談到了農業供給側改革如何進行的建議。而在論壇召開前一天，由中國農業科學院舉辦的農科講壇上，他已就相關話題接受了《中國科學報》記者的采訪。

    供給側改革面臨的挑戰

    “農業供給側改革在技術方面將會遇到很多挑戰。”樊勝根告訴記者。

    首先是國內外糧食價格的差價，國內糧食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這給國內農業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很大的壓力。

    其次是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問題。過去10年，我國的農業補貼從占GDP的1.4%上升到3.2%，約為2萬億元，是國內農業科研經費的10倍以上。“如果這些錢用來做農業科研的話，對增加產量會起多大的作用？”樊勝根認為，這種補貼方式和WTO的做法不完全一致，而隨著糧食進口貿易的放開即將到來，中國將面臨很艱難的抉擇。

    與此同時，中國這種補貼方式帶來了環境惡化。樊勝根說，40%的耕地退化；化肥的使用量是全球水平的3倍，高于荷蘭；土地沙化；水資源短缺；地下水超采等等。根據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的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很多地方的產量會下降30%到50%，而且地區差別很大。”樊勝根說。

    “我們的食物結構會變化，吃得更多更好。”樊勝根介紹，未來10年，中國對農產品需求還會不斷上升，高于發達和其他發展中。2030年，亞洲的中產階級將占全的70%左右，而中國的中產階級將達到4億~6億人，中產階級每天消費10到100美元，這對將來的自然資源形成巨大的壓力。

    而食物問題包括：工業化進程導致耕地污染；密集的農業活動帶來社會隱患，比如人畜共患的傳染病、水源污染等。

    另一方面，營養不均衡的問題還在困擾我們。“很多人群營養不良，尤其農村地區還有10%的兒童缺乏營養，表現在生長發育遲緩，身高和體重比較小。”樊勝根說。而成人卻表現出超重趨勢，2008年中國人的肥胖比例是25%，現在已經達30%、40%。“這個速度比經濟增長速度還快。”樊勝根更為擔憂的是，我國兒童超重比例快速上升，有1/3兒童一出生就超重。此外，隱性饑餓也大面積存在，國人飲食里缺乏微量元素，這將對智力和體力產生影響。

    國際經驗的六種選擇

    上述種種挑戰都說明，“其實是供給側方面出了問題，怎么改？”樊勝根從國際上的經驗出發，總結出了六種辦法。

    首先，改補貼為收入支持。“現在的補貼方式對經濟的回報很少，對糧食的回報也在慢慢趨緩。”樊勝根說，補貼的主要是水稻、小麥等主糧，而營養主要來自蔬菜、水果、豆類，這些卻沒有得到補貼。大豆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補貼少，科研也沒有跟上，最終導致大豆種業被國外公司壟斷。“所以政策必須要改，能不能把給農民的投入補貼和價格補貼轉成收入補貼？這樣農民也不覺得吃虧了。”樊勝根希望相關研究和實驗能盡快展開。

    其次，實行制度改革建立更有效的食物生產系統。兩年以前，國際農業領域有一個普遍的想法，就是小農越小越好。但是今年這個概念受到了挑戰，“小”已經不是的。樊勝根說，要么讓小農轉移出去，要么擴大其規模。留在當地的農民就可以擴大規模，土地市場必須存在，所有權跟使用權可以分開。土地市場必須發展，還要配套機械化、合作社等。

    “另外，擴大社會保障，不僅僅擴大范圍，還要擴大深度、廣度，真正起到社會保障的作用。”樊勝根認為，現在有些地方土地規模化改革的進展不順利，農民不愿意放棄土地的原因在于，當前，土地還是農民的重要保障，社會保障對農民來說還不夠完善。

    第四，鼓勵多邊互惠貿易。“巴西的糧價一直在下降，而中國的糧價為什么在上升？”樊勝根解釋說，因為我們沒有巴西那樣的土地和水資源，我們缺水、缺土地。“我們能不能進口需要大量土地和水的農產品，而生產不需要大量水和土地的農產品，并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的優勢。”同時，中國的農業科技要走出去。可以為非洲、拉丁美洲、南亞提供技術，幫助他們提高生產力。“當他們生產更多農產品以后，就可以把糧價壓低，中國就可以選擇進口價格較低的糧食，這樣比較有保障，比較。如果主要的進口來源集中在一兩個，就得不到保障。”樊勝根說。

    第五，增加氣候適應型、資源節約型農業的投入。“生產更多，而用更少的資源，得到更多有營養的攝入。將來的技術必須多贏，贏產量、贏營養，還要對氣候變化、對環境有好處。”樊勝根認為，例如生物營養強化技術是非常好的渠道。而國際水稻所的四氮水稻則可以做到節水、增產，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減少水和能源的利用，實現多贏。

    最后，支持生產和消費更有營養、更的食品。這包括加強食品監測，增強監測機構的能力和資源；轉變補貼方式 ，投資從主食作物轉向更多有營養的食物；采取財政政策引導可持續的、健康的飲食，補貼營養豐富的食品，對不健康的食品征稅；減少食物浪費和損失，食品價格應當反映投入和自然資源的真實成本。

    樊勝根告訴記者，科技政策研究對供給側改革很重要，要打破不好的政策,以便確保資源使用的效率和有效性。要為多贏的農業技術創新創造有利環境，例如，效率、包容性、氣候適應型、可持續發展、方便營商等，通過反復試驗，提出務實、漸進式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