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現代農業加快推進，農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們實現了糧食生產“十一連增”、農民增收“十一連快”，但各種風險挑戰和結構性矛盾也在積累聚集，生態環境和資源條件兩個“緊箍咒”越來越緊，農業生產成本“地板”和農產品價格“天花板”雙重擠壓越來越重，人民群眾對農產品多樣化需求和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業保供給、保收入、保、保生態的壓力越來越大。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農業將如何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出路只有一個——堅定不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讓市場在農村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沒有一定的生產規模，是實現不了的。有些事情，一家一戶的農民不愿意干、也干不了，即使干得了，但是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沒有市場競爭力，從經濟利益上不劃算，從生態效益上劃不來。怎么辦？還是市場最智慧，群眾最聰明，一家一戶不想干、干不了，那就合起來干，怎么適應市場怎么干，怎么效益高怎么干，適度規模經營就應運而生了。

 

　　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就是要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就是要“擴規模”，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核心和主線。只有以適度規模經營為基礎，才能充分激發生產者“調結構”的動力；只有以適度規模經營為前提，才有足夠拉伸產業鏈條“強產業”的空間；只有以適度規模經營為保障，才能實現節能減排“可持續”的；也只有以適度規模經營為依托，才能獲得“提素質”的人才科技支撐。

 

　　擴規模不是“歸大堆”，而是“產權”明晰、三權分置下生產力的優化組合。新形勢下的擴規模，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通過土地確權和三權分置，進一步明確了農民的“產權”，讓農民吃了定心丸，既保護了農戶的承包權益，又放活了土地經營權，解決了土地要素配置的問題；既可以適應二三產業快速發展的實際，讓農村勞動力放心轉移就業、放心流轉土地，又能夠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的形成。這樣的擴規模，不是改革開放前集體化的“歸大堆”，而是“產權”明晰下的農業農村生產力的優化組合，是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繁榮的“孵化器”。

 

　　擴規模不是“壘大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公平與效率、發展與穩定雙贏下的模式創新。1萬畝地讓一個人種能賺大錢，如果讓100個人種，錢雖然沒有一個人掙得那么多，但能扶持100個家庭農場，讓100個家庭進入小康。一個人富不算富，100個人乃至更多的人、大家都富才算真的富。這不是一筆簡單的經濟賬，而是經濟賬里面有政治賬和社會賬。即使單從效率角度考慮，也不是規模越大越好，超過能力范圍的經營規模往往會過猶不及。土地規模經營必須要與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戶經營管理能力相適應，不能脫離基本國情，片面追求超大規模。

 

　　擴規模不是“一邊齊”，而是因地、因時、因人制宜下的“度”的把握。怎樣的規模才算“適度”，很難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必須根據地區特征、土地條件、人口密度、經營能力、社會服務水平等多種因素而確定。東北地區和南方沿海地區、西部山區和中部平原地區規模化都不能是一個標準。而且這個“度”也是動態的，隨著各地勞動力轉移情況發生改變，經營能力強的、社會化服務水平高的、市場發育成熟的，不妨規模稍大些，反之還是穩妥些從小一點干起，再慢慢“滾雪球”。總體來看，土地經營規模的務農收入相當于當地二三產業務工收入，土地規模經營面積相當于戶均承包面積的10—15倍，是當前應予以重點扶持的適度規模經營。

 

　　擴規模不是粗放的“攤大餅”，而是多種要素耦合下的協調發展。城市發展“攤大餅”的結果，就是城市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但是人們的幸福指數卻在下降。農業生產要防止這個問題，不能土地聚集了，資金等其他要素卻還分散著；不能經營規模擴大了，耕種質量卻下降了；不能經營者的收入增加了，單位產量卻減少了。必須在土地規模化的同時，實現資金、人力、裝備、技術等諸多要素的合理配置；必須要堅持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保證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同步提高，充分挖掘規模化經營的紅利。

 

　　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方式多種多樣，可以通過土地流轉積聚土地資源，形成土地規模經營，也可以不流轉土地，通過農戶間的聯合與合作，發展土地股份合作社、開展土地托管等，來提高規模化經營水平；經營主體也可以多種多樣，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都是規模經營的主力軍，要積極引導土地向他們手中流轉；服務體系也是多種多樣，可以積極探索政府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發展公益性服務，同時調動各類社會資源加快培育經營性服務組織，為農民提供更多樣化的商業服務。

 

　　發展現代農業，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沒有適度規模是萬萬不能的，但是規模也不是的。只有真正扭住“轉方式”這一核心，把“擴規模”和調結構、強產業、可持續、提素質等工作相結合，規模化的優勢才能真正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