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規模小、勞動生產率低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短板，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農業競爭力不斷下降，農民收入難以達到全社會平均水平，經濟增長過早失去勞動力再配置的庫茲涅茨效應。從“地”的因素看，特殊的資源稟賦、產權制度和配置偏好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從“人”的因素看，特殊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鎮化路徑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十三五”期間，應下決心把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的核心。應以新型城鎮化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定居城鎮、徹底離開農村，從根本上改善農村人地關系。以“三權分置”改革促進農用地流轉與集中，加快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步伐。以三次產業融合發展促進農業勞動力勞動時間的均衡利用。

 

　　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薄弱環節是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現代化，短板是經營規模小、勞動生產率低。這一短板，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農業競爭力不斷下降，農民收入難以達到全社會平均水平，經濟增長過早失去勞動力再配置的庫茲涅茨效應。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和城鄉二元體制的制度條件，使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面臨特殊的難題。“十三五”期間，應下決心把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作為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的核心。

 

　　勞動生產率低是我國農業的短板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取得明顯成就。2014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6%，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61%，農田有效灌溉率超過51%，農作物良種普及率超過95%，三種糧食作物平均商品率超過86%。我國農業的良種化、水利化、機械化、商品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今日之農業遠非傳統農業可比。總體而言，我國已進入農業現代化實現階段的中后期。

 

　　即便就農業勞動生產率而言，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業機械化發展，也有明顯提高。農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在穩步提高。由于畝用工量減少和畝產量提高，以實際用工量和產品產量衡量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更快。據農產品(000061,股吧)成本收益調查，1990年至2013年，平均每個勞動工日生產的主要農產品，稻谷年均提高9.9%，小麥年均提高12.3%，玉米年均提高10.3%，大豆年均提高14.3%，棉花年均提高8.7%。

 

　　但與先行比較，我國農業不同領域的現代化進展差異較大，農作物單產接近甚至超過先進水平，農業就業占比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則遠低于先進水平，呈現“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畸形局面。據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12：農業現代化研究》，盡管我國水稻和小麥單產達到發達水平、玉米單產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約為平均值的47%、高收入平均值的2%、美國的1%。這種局面無論對我國農業發展還是對整個經濟增長而言，都是不利的。

 

　　，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導致農產品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2001年加入WTO以來，由于農業勞動力價格起點低，盡管農業勞動生產率低，我國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仍具有國際競爭力。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邁過“劉易斯拐點”，盡管農業生產的用工量減少，但農民工工資開始明顯上漲，帶動農業勞動力價格上漲，進而推動農業生產的人工成本快速上漲。2008年至2013年，三種糧食平均畝總成本年均增長12.78%，其中畝人工成本年均增長19.68%。目前我國主要農產品價格已高于進口農產品到岸稅后價，國內農產品價格上漲遭遇“天花板”制約。這種局面的出現固然與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下降有關，但更為深層的原因是國內農產品成本特別是人工成本已大大高于國外水平。2013年，我國稻谷、小麥、玉米、大豆、花生、棉花每50公斤總成本比美國高40%至80%，其中人工成本比美國高6至20倍，土地成本比美國高10%至170%，物質與服務費用比美國低5%至55%。生產成本高、特別是人工成本高是我國農產品價格競爭不過美國的主要原因。

 

　　第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導致農民收入無法達到全社會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是我國的結構性問題之一。按統計局原口徑計算，2014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97∶1。盡管調整統計口徑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原口徑計算的要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原口徑計算的要高，但2014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仍高達2.75∶1。這在全范圍都是少見的。在工農產品價格已市場化、“剪刀差”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勞動生產率差距大。2014年產業就業人員占比為29.5%、增加值占比為9.2%，近3／10的勞動力只創造了近1／10的增加值，這從根本上決定了產業就業人員的收入無法達到全社會平均水平。

 

　　第三，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導致經濟增長過早失去庫茲涅茨效應。在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轉向高生產率的城市部門，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因素。據青木昌彥研究，在日本1955－1970年、韓國1970年至199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庫茲涅茨效應在人均GDP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和韓國的農業就業占比分別于1970年和1990年下降到20%左右，過了這個臨界點后，兩國農業就業占比下降的過程變得相當平緩，庫茲涅茨效應明顯減弱，經濟高速增長期隨之結束。在我國1982年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大規模、快速度的庫茲涅茨過程，即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同樣在人均GDP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于，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步伐將會明顯放緩。這很有可能導致我國在農業就業占比還未下降到20%左右，就提前出現庫茲涅茨效應減弱、經濟高速增長期結束。

 

　　對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難度要有充分估計

 

　　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業勞動生產率會逐步提高。從國外情況看，這個過程順利與否，取決于土地制度、農業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據對墨西哥土地制度改革的案例研究，1993年以前，農民從政府手中分配到的土地不能出售、出租和撂荒，要靠自己經營來維持土地產權，導致大量小農為守住土地而不得不留在農業，農業經營規模細小、勞動生產率低下；1993年至2006年墨西哥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確權改革、為農戶提供土地產權證，并允許土地自由交易，大量農民得以進城務工，農業經營規模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王紹達，2015年）。從我國情況看，受“地”和“人”兩方面特殊因素的牽制，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過程尤為艱難。

 

　　從“地”的因素看，特殊的資源稟賦、產權制度和配置偏好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平均值的40%、巴西的1／3、美國的1／6，我國戶均經營規模約為日本的1／4、歐盟的1／40、美國的1／400，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使種植業特別是糧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生產的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我國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農戶平均承包，所有權不能買賣使所有權主體以村（組）為界畫地為牢、不能做大，承包權在集體成員中平均分配使地塊進一步細碎化，經營權流轉期限短使租地經營者缺乏擴大經營規模、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穩定預期。以色列、荷蘭在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下，沒有糧食自給率的包袱，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農業勞動生產率很高，農產品價格競爭力很強。但我國由于對糧食自給率有特殊要求，大量土地資源配置于缺乏比較優勢的糧食生產，使按價值量計算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也難以提高（樓繼偉，2015年）。

 

　　從“人”的因素看，特殊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鎮化路徑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導致大量從農業中轉移出去的青壯年勞動力未能實現市民化，家中的老人、婦女、兒童不得不留在農村生活，家中的高齡勞動力、輔助勞動力不得不留在農業中謀生，甚至部分轉向非農產業就業的青壯年勞動力在農忙季節不得不回家務農。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是，由于不能市民化，代農民工開始返鄉。據統計局監測結果，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比，從2010年的12.9%上升到2014年的17.1%。據此推算，2014年50歲以上農民工已達4685萬人。這些人戶籍仍在農村，今后落戶城鎮的可能性較小。據典型調查，部分返鄉的高齡農民工不得不繼續從事農業。這種勞動力轉移軌跡，使我國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面臨著比其他更為復雜的體制難題。

 

　　用改革創新的辦法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急不得，也等不得。應吸取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固守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土改成果，喪失促進農用地流轉與集中、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的時機的教訓，根據農民就業和收入結構的變化，與時俱進地創新戶籍、土地等制度安排，盡快補齊農業現代化的短板。

 

　　——以新型城鎮化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定居城鎮、徹底離開農村，從根本上改善農村人地關系

 

　　由于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緩慢、城鎮公共服務覆蓋不足、就業不穩定，農業轉移人口難以實現市民化。2億多人處于游移不定的就業和生活狀態，既不利于擴大消費需求、提高城鎮產業工人素質，也不利于農村土地資源的流轉與集中。推進新型城鎮化，核心是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應從三方面加大力度：一是落戶城鎮的隱形障礙。《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根據現有人口規模提出了差異化的放開落戶限制的要求，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的制度門檻大大降低。但各種隱形障礙依然存在，落戶大門開而未放。實行積分制的地方，應降低積分標準，取消落戶指標控制。二是加快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各種公共服務。禁止新出臺任何與戶籍掛鉤的城市公共服務政策。對已經與戶籍掛鉤的各種公共服務政策進行清理，從易到難排出脫鉤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三是加快實施“人錢掛鉤”和“人地掛鉤”。為調動城市政府開放戶籍、擴大公共服務覆蓋面的積極性，應盡快制定財政轉移支付、新增建設用地指標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數量掛鉤的操作辦法。

 

　　——以“三權分置”改革促進農用地流轉與集中，加快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步伐

 

　　自1984年中央1號文件發布后，承包到戶的農用地實行有償流轉在政策上是許可的。但30多年過去了，農用地的流轉與集中并不順利，副業化農業、兼業化農戶占主導地位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觀。這固然與城鎮化政策有關，與農村土地制度也有密切關系。盡管承包期從15年延長到30年，并作出了長久不變的政治承諾，但在集體所有、成員承包的體制下，大部分農業轉移人口需要以“在村”來證明其成員身份和維持其成員權，農業在家庭總收入中的比重很低但仍要留守部分家庭成員務農，住房長期空置但仍要保留宅基地和住房。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有望打破這一僵局。需要強調的是，農用地的各項權能在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之間的分配，應有利于農用地的流轉與集中，而不能成為新的桎梏。應適當擴大集體所有權在占有、使用、處分方面的權能，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集體經濟組織在股份合作、反租倒包、委托流轉、土地整治、水利建設等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在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中，應鼓勵探索“確權確股不確地”等承包權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鼓勵全家已在城鎮穩定生活的承包戶有償退出承包權。在所有權和承包權不能買賣的情形下，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的途徑是經營權流轉，對與承包權分離、向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集中的經營權應予以充分保護，以穩定經營者預期，調動其增加農業長期投資的積極性。

 

　　——以三次產業融合發展促進農業勞動力勞動時間的均衡利用

 

　　農業生產具有明顯的季節性，農業勞動力如果全年只從事產業特別是種植業，勞動時間的有效利用率就非常低。對這些就業不充分、又難以完全從農業中脫身的勞動力，要想辦法讓他們在農閑時間有事可做。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提高農業勞動力就業充分程度的出路之一。關鍵要在融合上下功夫，以農戶或農民合作社為融合的平臺，以產業為融合的起點，以把二三產業的就業和增值空間留給農民為融合的根本出發點。對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農戶或合作社而言，生產經營范圍既包括農業也包括非農產業，產業邊界不清晰導致政策適用困難。建議本著有利于促進農民就業增收的原則，將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型業態視作農業，在用地、稅收、貸款、保險等方面適用扶持農業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