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眼里，農地是農民最后的保障，故而改革要慎之又慎，要為農民留下最后這一塊地。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顯然難以認同這樣的說法。在他看來，試圖用土地黏住農民的做法，會使農民不能認識土地之外更多的可能性，實則不利用于農民，也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

 

　　而對于已經進城站住腳的農民，“為什么要讓老遠的一塊地粘著他？對國民經濟沒有任何好處。”周其仁說。

 

　　7月2日下午，在政協以農地確權為主題舉辦的第三十四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周其仁表達了上述觀點。

 

　　眼下關于農地針鋒相對的討論中，一些基本理念有待理清。工業化城市化背景下，農民的出路到底是什么？農地，究竟能不能以及應不應該成為農民生活保障？對此，周其仁認為，如果不能進一步促進農地轉讓，很難解決農民問題——目前，中國農業產值只占GDP的10%，但農村常住人口比例達48%。“必須要讓農村勞動力、居民比重跟農業份額比較接近。”他稱。

 

　　他也據此來回答目前不少人士對“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氣搞土地確權”的疑問。他強調，應該明確一個理念：確權服務于流轉。只有將農民財產權利扎扎實實落實了，將農地產權劃得很清楚，才能促進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這樣也能進一步支持工業化城市化——目前中國已經面臨人口紅利喪失、勞動力成本抬升問題。

 

　　周其仁還表示，對于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承包關系“長久不變”，應該“盡可能去拉長”，并且中央政策和現行《土地承包法》中明確的“承包期內不調地”方針，也應該長久不變。“這個真的要硬著頭皮堅持住。越調越害農民。”他稱，若是用一小塊土地粘著農民，農民就不知道土地以外更多的可能性。最早試驗“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貴州湄潭，從86年起一以貫之堅持堅持下來。

 

　　“剩下的問題怎么解決？就從農業以外去想辦法，從荒山荒地工業城市去想辦法。”周其仁稱。

 

　　在周其仁看來，“土地是保障”的說法其實存在偏差，土地結合勞動力才是保障。然而，將勞動力束縛在這一小塊土地上，提供的保障是非常低的。當務之急是促進土地充分有效利用，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要通過低保解決，而不是將土地無限細分下去。目前，如聯想佳沃等新型經營主體都進入農村，“要投資首先要問，這個地可以用多久？”周其仁表示，這條線處理得越清楚越干凈利落越好。

 

　　故而在周其仁看來，目前將農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的做法，亦值得商榷。“應該允許農民承包經營權徹底轉走，轉了就轉了，轉了就走了。”他認為，留下一個尾巴，并沒有什么好處。并且，現在進城站住腳的農民越來越多。

 

　　而既然確權是為流轉服務，是要在市場上實打實地交易，周其仁主張，不要把確權搞成一個必須三五年完成的運動，而應該是政府的經常性服務，“政府可以天天開門”。只要有買賣，上家下家就會提出確權需求，確權成本則可以從轉讓帶來的價值提升中支出。“如果沒有轉讓需求，大動干戈搞確權，人家不理。能不能把確權時間放長，把質量坐實，發了證就是‘鐵證’？”周其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