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市場規模和產業規模而論，上述報道所指稱的知名企業的某個中國工廠或分支撤離中國——即使是同時撤離，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在經濟一體化的客觀環境中，市場再大、產業規模再大，相關主體也必須見微知著，對亞馬遜森林中一只蝴蝶煽動翅膀的可能后果未雨綢繆。這就是說，相關機構應該從此波跨國企業撤離中國的行動中，檢視中國經濟發展環境，以為整飭環境提供鏡鑒。

　　實際上，自上世紀末亞洲金融風暴始，外資企業成規模地撤離中國已有幾個波次。從前幾波撤離的企業看，那些到中國淘金的外資中小企業，由于技術和資金的比較優勢喪失而出走中國的行動，基本上契合了中國本土產業梯度轉移的進程，因此不僅沒有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震蕩和阻滯，反而在相當程度上潤滑了梯度轉移的節點。并且，也正是在這些中小外企“騰地”的過程中，技術儲備、資金供給和市場地位都占優勢的跨國企業越來越多地擠進了中國，成為中國制造業的一部分。

　　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用工成本低廉、環境排放標準寬松、產業政策和稅收有所優惠的地方轉移，是資本逐利本性所決定的。因此，上述微軟關閉其兼并的諾基亞工廠，將用工規模比較大的產業轉移至越南，實際上不失為領先中國經濟更高一級梯度轉移之舉。問題在于，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相關政策以及本土企業尚未為此一梯度轉移做好準備，那么，由跨國企業“先知”資本帶領撤離所形成的錯時和錯位，就會對中國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

　　當然，所謂經濟的梯度轉移，是一個有撤離有進入，有轉走有移來的過程。如果只有走沒有來，或者伴隨大規模撤離的只有零星個別進入，那么，這個現象所折射的經濟景氣度就令人堪憂。在此，跨國企業撤離的另一個看點，則是觀察那些在中國設立了研發機構的跨國企業，在撤離中國工廠分支時，是否把研發機構一并裁撤或移走。如果跨國企業將其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裁撤，或停止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那么，這種撤離行動就會加速中國產業的“空心化”而難用產業的梯度轉移來概括。值得關注的是，最近兩年跨國企業間的并購整合，導致其在中國的一些重要研發機構被裁撤。這其中既包括原摩托羅拉和原諾基亞在中國設立的研發機構，也包括因縮編以致其研發能力日趨下降的研發機構，如思科、IBM、Adobe、索尼等。這樣的信號更應引起警覺。

　　如今中國市場規模、經濟規模已足以抗衡外企和跨國企業進入中國所形成的沖力，相應地，當然也可以抗衡其撤離所帶來的吸力。但是，從一般意義上看，一個為外資制造業所背離的環境，除了梯度轉移因素外，是否就適合更高梯度產業的存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