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賢成說，在他流轉的區域范圍內，農民每年每畝地能拿到各類糧食補貼160多元。“我們真正種糧的，只拿20元的補貼；而那些不種地的農民，卻可以拿到160元的補貼。這怎么能說鼓勵種糧呢？”

 

　　受訪新型經營主體認為，各地可在穩定現有補貼政策的基礎上，新增種糧補貼，并向糧食商品率高、社會貢獻大的現代經營主體傾斜，通過加大對土地流轉、農機具購置等補貼力度，推動土地流轉和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實現規模經營。孫賢成、張芝娟等進一步建議，建立績效考評機制，根據種植規模、經營效益或服務質量等指標，對社會貢獻大的新型經營主體以獎代補。

 

　　“借款70萬，利息支出近10萬”

 

　　記者在多地調研了解到，新型經營主體資金季節性需求大，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他們依然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難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何勇向記者表示，如果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了，他的融資難題就有希望解決了。然而，當何勇找到銀行時，銀行還是以缺乏有效抵押物為由拒絕了他。

 

　　何勇說，他去年共計投入近100萬元，進行土地整治、添置農業機械等。這些錢有時向親友借，有時只能從民間借貸，需要承擔高昂的利息。“去年我各類借款達70多萬元，僅利息支出就近10萬元。干農業本來利潤就低；融資難，讓利潤更薄了。”

 

　　陜西省富平縣富秦星農機專業合作社也遇到了類似的融資煩惱。合作社理事長宋景西表示，近年來他們合作社一直為包括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等在內的新型經營主體提供包括統一農資供應、統一糧食收購等在內的綜合服務，但流動資金短缺成為合作社面臨的困難。他說，包括化肥、油料等在內的農資產品，需要合作社先行墊付資金；同時，從農民手中收糧，也需要合作社預留收購款。這些資金一年就需要600萬元左右，這對實力有限的合作社來說，無異于一筆巨款。

 

　　宋景西說，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條件嚴格，每年他只能以個人名義找第三方提供擔保向銀行申請貸款，合作社經營的風險全部由個人承擔，但貸來的資金也只有300萬元左右，離合作社的需求尚有差距。他建議，相關部門應盡量簡化合作社貸款程序和要求，同時出臺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實施細則、明確擔保物范圍，同時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提供融資途徑，解決新型經營主體發展中的資金瓶頸。

 

　　不少糧農還建議，建立貸款擔保扶持制度，把新型經營主體貸款納入中小企業擔保公司的業務范疇，或單獨成立農業擔保公司服務于農業貸款；同時，參照對其他類型企業貼息貸款政策，讓新型經營主體也享受貼息貸款優惠。

 

　　“一畝地最多賠360元，土地租金都不夠”

 

　　為了解決農業生產風險較高的問題，近年來，多個省份試點政策性農業保險，發揮了農業發展“穩定器”“保護傘”作用，受到廣大農民、特別是新型經營主體的歡迎。

 

　　安徽省淮河糧食產業聯合體負責人李清武表示，為了抵御風險，他去年投保了2000多畝玉米，共交了1多萬元保費。由于遭遇自然災害，部分農田里玉米減產30%左右，保險公司來實地查勘定損后，賠付了近4萬元，是近年來賠付的一年。

 

　　盡管部分農戶依靠農業保險降低了種植風險，但仍有不少種糧大戶表示，由于農業保險保額低，化解風險作用較為有限。

 

　　王成根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一畝地保費10元，其中財政付8元，遭遇災害后，一畝地最多賠付360元，甚至連支付土地租金都不夠。“我打算將保費提高至30元，保額也相應提高兩倍。但找了好幾年，保險公司都不愿干，他們覺得風險太高了不合算。”

 

　　河南淮濱種糧大戶張明勤從2012年開始在老家包地，目前流轉規模已達1300多畝。但他表示，當地一直沒有推行農業保險政策，這也成了種糧大戶們的一塊心病。“去年遭遇幾十年不遇的大旱，我種的水稻大面積絕收，一下子損失了60多萬元，過了好長時間都沒緩過來勁，要是有農業保險的話，就會好多了。”

 

　　河南濮陽種糧大戶王崇杰告訴記者，對于新型經營主體來說，現在農業生產已經成了一個“三高”行業：高投入、高產出、高風險。“有些種糧大戶因為遭遇自然災害或者種子事故，變得傾家蕩產，有的甚至絕望自殺，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李清武、王成根等表示，由于政策性保險保額較低，新型經營主體種糧風險大，對繼續擴大種植規模仍有些擔心。為降低農民投資風險，建議進一步擴大農業保險覆蓋范圍，并適當提高保險的賠付比率，從而降低或化解種糧風險，讓新型經營主體能夠放心種糧。

 

　　(本稿件由記者劉彤、姜剛、張元智、張興軍、潘林青、黃艷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