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包含農林牧漁四個產業，從四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占比看，絕大部分勞動力屬于農業勞動力（除海洋漁業外，這四個行業的勞動者大多彼此兼職，也習慣統稱為農民）。故為了研究方便，就把產業勞動力與農業勞動力等同起來。那么，農業勞動力多少才算合理呢？這應該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農業用地（或耕地）面積；二是勞動生產率水平。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2009年中國產業就業人數為2.89億，而農業用地（包括耕地、園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農業用地五類）面積為524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為109.99萬平方公里（銀行數據，而中國官方的認定的為121萬平方公里），與地廣人稀的美國相比，中國每萬平方公里耕地對應的農業勞動力為262.64萬人，幾乎是美國的200倍。當然，中國近乎精耕細作的農業與美國粗放經營的農業缺乏可比性，但與人均耕地面積遠小于中國的日韓比，則有一定的可比性（表4）。

將單位耕地面積對應的農業就業人數作比較，中國是日本的4.58倍，韓國的2.53倍；經人口密度修正后的單位農業用地對應的農業就業人數，中國是日本的2.52倍，韓國的2.19倍。顯然，中國2009年的產業就業人口存在明顯的高估可能。

假如目前日韓的農業勞動力人數是相對合理的水平，那么，比日韓在農業經營上更粗放的中國，單位耕地面積或農業用地面積所對應的勞動力數量應該比日韓更少些才是合理的；即便與日韓無差異，按照就業人數/耕地面積比例相等原則，中國未來合理的農業就業人口應該是在6308萬（對應日本）至11419萬（對應韓國）之間。若根據經人口密度調整后的農業用地與農業就業人口的比例關系進行推算，則中國合理的農業就業人口應該是在11464萬（對應日本）至13192萬（對應韓國）之間。

所謂“合理”的農業勞動力水平，永遠是一個相對概念，也不可能有一個精準的答案。中國在過去30多年中，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已經吸引大量勞動力從產業流出。統計表明，產業的GDP占比，已經從30年前的30%直降至10%，這在全球各國中是十分罕見的，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也應該與之相適應。

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現象，在制造業大國間普遍存在，其本質原因是由勞動報酬率決定。因此，比合理的農業勞動力數量更容易確定的，是合理的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如中國勞動力老齡化的現象同樣還發生在環衛、園林等專業性不強、報酬率偏低的行業。有學者判斷中國種田農民的平均年齡高達57歲，這與發達制造業大國的農業就業人口的平均年齡已經相差無幾了。

這幾年來，從產業轉移出來的農民工每年增加1000萬左右，其中85%以上是50歲以下的勞動力。根據官方發布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推算，過去3年中大約有2450萬的50歲以下農業勞動力轉為農民工，這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速度非常快，換言之，中國目前的農業勞動力數量，距“合理”水平已不遠。依據日韓農業勞動人口與耕地面積、農業用地面積的比例關系所推算出來的合理的最多農業人口與最少農業人口的區間為6308-13192萬，則中位數為1億左右。故保守估計未來中國農業勞動力的合理水平在1-1.2億之間，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將上升至60歲左右。

農村勞動力剩余規模與轉移趨勢

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產業勞動力實際規模可能要比官方公布的數據低得多。如前所述，依據農村年齡結構所推算出來的農村中主業為農業的勞動人口，2009年在1.21-1.79億之間，即便按上限1.79億估算，考慮到從2009-2011年農業勞動力轉移約在2000萬，那么，到2011年末農村以農業勞動為主業的人口大約為1.6億。這與如前推算的1億-1.2億的合理水平相比，只多出4000萬-6000萬，這或許就是可轉移的農業勞動力剩余規模總量了。如果按平均每年800萬的農業勞動力轉為農民工的速度，則至2017-2020年，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就將轉移完畢。

從上述討論中，又可以引申出另一個話題，即中國的城鎮化率。如果城鎮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6個月以上）的概念來劃分，而是以“城鎮非就業人口”加上“非農就業人口”來估算城鎮化率，則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了。這也意味著，我們所憧憬的拉動未來經濟增長的城鎮化因素，其動力已比較有限。

有人認為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存在障礙，即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等不利于勞動力的跨地區轉移。但過去30多年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了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非常神速，而支持中國工業化快速推進的，則是勞動力的充分流動。現有的戶籍限制制度和社會保障的不充分，只是不利于農村人口到城市的定居和人口與其他社會資源之間的合理配置，卻未能阻礙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如城市中的環衛工、園林工的絕大部分都來自于農村的中老年人。因為沒有退休金，才導致農村中老年勞動力也流向城市，這是西方發達乃至如今的發展中都很少看到的景象，也更能證明中國勞動力的流動性為全球之一。

而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城鄉一體化。既然勞動力已經充分流動了，那么，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否也就縮小了呢？如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發展中通過工業發展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最終形成劉易斯拐點，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中國在2004年出現民工荒，表明農村勞動力已經從過剩變為短缺，不少學者稱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但城鄉收入差距卻在拐點出現之后繼續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在今后10年內基本消失，但可以確信的是，10年后農村剩余勞動力應該所剩無幾，即經歷所謂的劉易斯（第二）拐點。這也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并不代表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一是取決于勞動報酬率的差距，二是取決于公共福利的差距，前者屬社會分工的結果，后者則取決于制度安排。

從統計局提供的數據看，2000年第二產業勞動力人均增加值是產業的7.1倍，到了2010年，略降至5.9倍。由于官方公布的產業就業人口存在高估可能，實際的一、二產業的人均產出差距會小些，但從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達到3.3倍的現象看，繼續從事農業勞動的，應該是以缺乏其他就業機會的低端勞動力為主，故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也是必然趨勢。

進一步考察各省市的產業人均增加值在2000-2010年間的排序變化情況，可以發現2000年排名最后15位的均為中西部地區所屬的省市，至2010年，排名最后15位的仍為中西部的省市，說明農業人口轉移規模大小對當地農業產值的影響并不太大。盡管在過去10年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產業的人均增加值提高了2.63倍（未考慮物價因素），但中西部地區很多省市的農業人均增加值還是非常低，存在勞動力繼續外流的需求。如2010年貴州、云南、甘肅、山西等地的產業的人均增加值不足1萬元。

從未來趨勢看，農村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仍會繼續，但轉移的速度應該會放慢，即從過去的每年1000萬左右，放慢至800萬左右，且新增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水平，也將不斷上升，40-50歲的農民工將成為轉移的主要年齡段。

從目前來看，中西部地區農民工轉移的規模稍大于東部地區，且留在本省的占比有所上升，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中西部地區投資高增長所拉動的勞動力需求。但中西部地區投資高增長能持續多久呢？投資的低回報率和地方政府債務承受能力決定了這種高增長模式難以持久。中國的大城市化率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結果是規模不經濟現象比較突出，投資回報率不斷走低，尤其在中西部地區。因此，未來農民工向大中城市集聚將逐步形成趨勢，即農民工徹底脫離土地，成為城市人，但遇到的障礙則是戶籍制度的約束和社會保障上的欠賬。

中國現有的產業勞動力人數遠低于官方統計數據，這意味著今后可向城市轉移的剩余勞動力人口大約只有4000萬-6000萬，未來由城鎮化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已經所剩不多，城鎮化進程至多持續到2020年左右。城鎮化進程基本完成之后，應會出現以產業整合為導向的大城市化過程，人口進一步集聚與老齡化相伴相隨，這便需要政府部門大幅增加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從而使中國面臨如何應對債務負擔加重、如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