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7年-2017年，中國大豆播種面積變化不大、大豆年產量保持相對穩定，而中國每年進口的大豆數量卻直線上升：2017年大豆進口數量是二十年前的34倍，是同年大豆自產數量的6.5倍。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曾經是全最主要的大豆生產和出口國，而且直至1995年，中國消費的大豆基本由國內生產提供。如此短期之內、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到底是怎么發生的？為什么會發生呢？遙想2013年，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與主持人崔永元圍繞轉基因大豆的“五輪激戰”，難道中國二十年激增的大豆進口數量是高科學技術的優質轉基因大豆壓倒了中國的天然大豆嗎？

 

　　促成當前的大豆經濟結構背后的另一主要經濟動力是市場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近三十年來伴隨人民收入提高而來的中國食品消費的轉型，從（我們稱之為）原來的8：1：1（糧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4：3：3的演變。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均肉—魚消費有顯著的增加，水果同樣，蔬菜消費的變化則體現于不是簡單的量性增加，而是越來越多的不同品種和蔬菜的消費，而糧食消費則大規模減少。

 

　　大豆消費總量在近二十年來所增加的部分（約四倍）主要并不是大豆或傳統豆制品（豆腐、豆皮、醬油、腐乳等）消費的增加，而是新式豆制品消費的增加，主要是人們食用的豆油和養殖業所用飼料中的豆粕。豆油消費的增加主要來自伴隨人們收入提高而來的更多食用油的需求。與菜油相比，豆油脂肪含量較低，比較健康。

 

　　之前，菜油一直是中國的主要食用油，但近年來其地位已經被大豆油所取代。雖然如此，這些年來油菜的播種面積仍然基本穩定，豆油消費的增加是加在之前的菜油消費之上的，反映了人們伴隨收入增加而增加食用植物油消費的大趨勢。豆油之所以多用進口轉基因大豆不僅是因為其原料相對便宜，也因為其含油量（19%）要高于中國的天然大豆（17%）。豆粕用于飼料則主要源自肉食消費增加及其所導致的養殖業的快速擴增，由此促使飼料需求的大規模擴增。

 

　　而大豆之所以被用于飼料的關鍵原因在于大豆豆粕所起的作用：動物營養科學研究發現，一份豆粕加上四份玉米或其他飼料，能夠使豬、牛、雞、鴨、魚更地把飼料消化為蛋白質。近年來新添加的飼料使用基本屬于這種新的豆粕飼料。飼料中的“飼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賴進口轉基因大豆主要是因為其價格相對便宜。

 

　　有的相關論述認為中國是因加入貿易組織而在大豆方面迫不得已只征收3%的進口稅。有論者指控，1995年黑龍江省因其大豆減產而把本省所產大豆限于省內使用，由此觸發從境外進口大豆的長期趨勢。美國生產商由此看到商機，借助于其先進的飼料生產技術而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

 

　　這些觀察都沒錯，但如果沒有上述相對便宜的基本動因，進口大豆不會達到如今的規模。當然，美國政府大力補貼出口的轉基因大豆生產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對中國來說，地多人少所產的大豆既然基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國便宜，更便宜點只會更加強使用進口大豆的動機。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之所以繼續接受低關稅是有其經濟考慮的。當代的中國政府是一個主權性較強的，也是個精打細算的政府，不應錯認為是類似于帝國主義時期關稅完全受人擺布的。

 

　　至于中國的土產天然大豆（迄今不允許轉移因大豆在國內種植——原因之一是轉基因大豆與天然大豆混合的話，很可能會導致天然大豆基因的變異），與轉基因大豆相比，一個重要的優點是蛋白質含量普遍要比轉基因大豆高。這是中國能夠出口大豆蛋白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中國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速增長，2010年達到22萬噸的規模，占全球總大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雖然如此，大豆蛋白出口量還只相當于進口大豆的較小比例：2010年總值才約四億美元，只是進口大豆總值250億美元的1.6%。

 

目前中國的大豆蛋白產業尚處于一個相對落后的階段，幾乎單一地全是作為肉制品所附加的凝膠型大豆蛋白（亦稱“組織化大豆蛋白”［texturedsoybeanprotein］，簡稱TSP），可以達到肉制品30%的重量，并提高其蛋白含量，它之所以進入國外市場迄今主要靠的是廉價（約2萬元人民幣一噸，而國外大豆蛋白的3萬元～5萬元一噸），因此甚至引起歐盟對中國可能在傾銷大豆蛋白的控訴和調查——但結果被裁定是沒有根據的控訴。它尚未能夠與美國和日本花樣眾多的保健大豆蛋白產品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