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法院開封市鼓樓區法院認定，63名涉案人員“實際分得贓款”，絕大多數為200元或500元，有1人獲得100元，甚至有數人僅以“請客吃飯”的形式取酬。
 

 

　　牛家亮的微信里有一個群，名為“仙人莊社區矯正”。微信群由河南省開封市鼓樓區仙人莊鄉司法所建立，27名群成員，都是仙人莊鄉的緩刑、假釋人員。其中26人因同一罪名入刑——騙取農機具購置補貼。

 

　　2017年3月至8月間，開封市鼓樓警方在辦理農機經銷商孟慶安、陳成行、牛書軍三人所涉的案件中，將包括上述26人在內的63名以出借身份證形式，幫助三人申報農機具購置補貼的農民逮捕。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63人陸續因詐騙罪獲刑。

 

　　一審法院認定，上述63名獲刑農民，個體所涉補貼金額，多在數萬元左右，而實際獲利則在數百元。

 

　　依據公訴人意見，案件所涉農機補貼資金，實際并未落入經銷商或農民手中。據此，涉案人員是否構成詐騙罪，成為案件焦點。2018年5月22日，開封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將三名農機經銷商的一審判決發回重審。與之相對的是，全部63名涉案農民，目前絕大多數未提出申訴。

 

　　63名農民獲刑

 

　　“仙人莊社區矯正”群，高峰時有超過三十名成員，后來陸續有人因為刑滿退群。

 

　　李亞文是群內一員。生于1992年的李亞文，是仙人莊鄉良墳村人，他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犯事”是源于一次身份證外借。

 

　　2015年1月份，好友牛家亮找到李亞文，提出“借身份證用一陣”。牛家亮與李亞文是同村人，一起長大，彼此知根知底。李亞文說，自己沒有多想，便將身份證交給牛家亮。

 

　　牛家亮告訴新京報記者，親戚牛書軍委托他幫忙借身份證，用來申報農機補貼。農機補貼，全稱為“農機具購置補貼”，是農業部門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個人或組織，購置和更新農業生產所需農機具給予的補貼。

 

　　牛書軍是一名農機經銷商。1997年從開封市農機公司下崗后，開始從事農機具代理銷售。他妻子李坤告訴新京報記者，生意紅火時同時代理3到4個品牌，有6名雇員從事銷售和售后服務。

 

　　李亞文說，身份證借出沒幾天，接到農機銷售人員電話，對方說，已經用“李亞文”名義購買農機，并申領購置補貼。按照程序，農機管理部門會通過電話核查。“那邊跟我說，如果人家問有沒有買農機，就說剛買過。”

 

　　大約一個月不到，李亞文接到農機局核查電話。根據之前對好的口徑，李亞文回答了相關問題。事后，李亞文得到500元報酬。

 

　　2017年8月，開封市鼓樓警方以涉嫌詐騙罪逮捕李亞文。當年11月7日，開封市鼓樓區法院一審認定，李亞文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

 

　　判決書顯示，法院認定，李亞文在明知經銷商利用其身份信息騙取農機補貼款的情況下，仍提供其本人身份證和糧補卡等證件，并向農機部門核實農機情況的工作人員提供虛假證明，以虛假購買一輛自走輪式谷物聯合收割機的方式，騙取農機補貼款40500元，并分得贓款500元。

 

　　與李亞文有相同經歷者，僅在仙人莊鄉就有數十人，涉及新城集、仙人莊、龍王廟等下屬各村。

 

　　新京報記者獲得的多份判決書顯示，2017年3月至8月間，開封市鼓樓警方在辦理開封市鑫豐農業機械有限公司經理孟慶安、副經理陳成行，以及開封市鑫源農業機械銷售處負責人牛書軍涉詐騙罪兩案中，通過追溯銷售源頭，共逮捕63名相關人員，其涉案情形，均為向農機經銷商“提供其本人身份證和糧補卡等證件，并向農機部門核實農機情況的工作人員提供虛假證明，騙取農機補貼款”。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63名涉案人員陸續因犯詐騙罪獲刑。新京報記者梳理判決書發現，63人中，年齡最長者案發時66歲，最幼者24歲，其中90后3人，大多數人年齡在40歲左右，職業均為農民，絕大部分居住在仙人莊鄉及周邊地區。

 

　　判決書內容顯示，從涉案金額看，者被控騙取農機補貼83000元，有2人，者8700元，有1人，多數在25000元至4萬元之間。不過，一審法院開封市鼓樓區法院認定，上述63名涉案人員“實際分得贓款”，絕大多數為200元或500元，有1人獲得100元，甚至有數人僅以“請客吃飯”的形式取酬。

 

　　上述63名涉案農民，因涉及農機補貼金額、所獲報酬不同而各有差異，絕大多數的刑期在1年半以內（緩刑2年）。如今，大部分人仍在假釋期。

 

　　經銷商求“變”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63名涉案農民借出身份證的時間，全部為2013年以后，其中相當部分是2013年1月份。

 

　　開封市一名農機經銷商告訴新京報記者，這一時間并非巧合，其背后是農機補貼發放政策的變化。2013年1月之前，農機補貼專項資金直接劃撥給農機生產廠家，“生產一臺補貼一臺，”經銷商以補貼后的價格進貨，再轉賣給農戶。但是，“2013年以后，需要農民在購買農機后自己去申報補貼，然后錢打入卡里”。

 

　　開封市農機局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說，政策之變的目的，是保障農民直接享受到優惠，以及防止生產商虛報產量，套取補貼資金。

 

　　除政策之變外，地區補貼指標也有不同。一名關注此案的開封市鼓樓區人大代表告訴新京報記者，以開封市為例，農機補貼資金每年由市里按照比例，統一劃撥各區縣。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地區補貼指標緊張，另外一些地區由于城市化進程較快，農民需求較少，會出現資金閑置。

 

　　今年5月份，新華社援引河南省農機購置補貼輔助管理系統數據稱，開封市城區之一的禹王臺區，中央補貼資金使用比例僅為8.18%。

 

　　仙人臺鄉新城集村村民許建義告訴新京報記者，周邊不少村民因區里當年年度指標用完等原因延期，自己所購置的農機，使用已經超過3年，目前仍未領到補貼。這導致一些指標緊張地區的農民，會跨區到指標有富余的地區購機。

 

　　經銷商牛書軍的妻子李坤說，實際操作中，在與出借身份證的名義購買者簽訂合同后，牛書軍會與名義購買者、實際購買者三方簽一份協議。新京報記者獲得的部分協議顯示，文中明確，盡管行車證及牌照以名義購買者辦理，但機器“日后所有問題”與名義購買者無關。此外，牛書軍還為雙方準備一份協議，以“轉讓”的形式，完成農機所有權轉移。

 

　　由于時間跨度相對較長，牛書軍會將農機的名義和實際購買者對應整理成表格。在其被捕后，警方依據這一表格，陸續將涉案農民控制。

 

　　“我也知道這樣是違規違法的”

 

　　“我也知道這樣是違規違法的。”李坤說，她也曾擔心這一銷售行為被主管部門查處，但是由于“周邊的經銷商都這么做”，因此也沒有太在意，“想的就是，即便是被查了，可能最重的處罰就是吊銷銷售資質，以后不讓賣了。”

 

　　事情的走向，遠遠超過李坤的預期。2017年6月30日，開封市鼓樓區檢察院以涉詐騙罪，對牛書軍提起公訴。起訴書顯示，檢方審查查明，牛書軍先后通過36人的身份信息，辦理虛假農機購買手續，以及虛假農機購置補貼手續，“騙取農機補貼款合計256.9萬。”

 

　　李坤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從結果上來看，農機補貼款最終進入購機者手中，牛書軍并未從中抽成，“因為是按照補貼后的價格賣出去，實際上付給農民的幾百元報酬，也是從銷售利潤中支取出來的。”

 

　　一名農機經銷業內人士介紹，農機補貼標準公開透明，經銷商想要獲取更高利潤，幾乎只有兩種手段，一種是通過向廠家增加訂單，壓低出廠單價；另一種是通過代辦補貼手續，提高銷量。前一種方法適用于資金較為充足的大經銷商，后一種方法，則在中小規模經銷商中普遍通行。

 

　　2017年3月至8月間，開封市鼓樓區檢察院先后以涉詐騙罪，對三名涉案經銷商牛書軍、孟慶安和陳成行分別提起公訴。庭審中，三人是否構成詐騙罪成為控辯雙方焦點。

 

　　牛書軍的辯護律師、河南軌道律師事務所律師常伯陽認為，牛書軍使用他人身份證申請農機補貼款，其目的“只是為方便購機農民”，其使用自有資金墊付與補貼相當的金額在先，將補貼款劃走在后，不構成非法占有；此外，牛書軍實施欺詐行為，并非出于占有他人錢財的目的，不能被認定為構成詐騙罪。

 

　　孟慶安和陳成行的辯護律師則提出，對兩人套取補貼的事實沒有異議，但不具備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的主觀要件，沒有社會危害性，不應視為詐騙行為。

 

　　上述辯護意見，一審法院并未采納。開封市鼓樓區法院認定，購機者和農機產銷企業分別對其提交的相關申請資料，以及購買機具的真實性承擔法律責任，“也就是說，除有資格依法申報、實際購置農機的人員占有農機購置補貼款外，其他任何人對農機購置補貼款占有，均屬非法占有。”牛書軍等三人套取補貼款的行為，“表面上看似乎未得利，但其非法占有農機購置補貼款后的處置行為，更是保持價格優勢的手段行為，利益仍歸于個人。”

 

　　因詐騙罪名成立，且數額特別巨大，牛書軍一審獲刑13年，并處罰金10萬元；孟慶安獲刑10年6個月，并處罰金5萬元；陳成行獲刑10年，罰金4萬元。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農業部辦公廳2014年9月9日簽發的“農辦機（2014）22號”文件中稱，“農機具還是在農民手中，還是用于農業生產，補貼實惠最終落到了農民，符合中央農機購置補貼導向，達到了政策目的，不宜簡單視為違法違規行為，也不宜將此認定為給造成資金損失。”

 

　　基于這一文件精神，三人分別提出上訴。2018年5月22日，開封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鼓樓區法院重審。

 

　　新京報記者從開封市鼓樓區法院獲悉，截至2018年6月8日，63名因出借身份證而獲刑的農民，絕大多數未提出申訴。

 

李亞文告訴新京報記者，畢竟做錯了事，心里很悔恨。他說：“以后再遇到類似的事，自己會先回去，查一查法律怎么規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