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來自各地的代表委員們高度關注、積極參與，圍繞新時期的耕地保護建言獻策。比如，如何實現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保護，夯實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基礎，更好地發揮耕地的多重效益？如何多措并舉地保護好耕地資源，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互促共進？如何讓耕地保護在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等重大戰略中，發揮更大作用，讓農業更強、農民更富、農村更美？對此，他們紛紛獻出良言妙計。

 

　　讓耕地保護更精準有力，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互促共進

 

　　耕地保護是保障糧食的前提和基礎，是事關經濟社會發展、穩定和民生福祉的全球性、綜合性戰略問題。節約利用資源，保護好耕地，是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的任務，也是代表委員們的熱切關注的問題。

 

　　“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特別是我國人口眾多，資源太少。再不珍惜資源，勤儉節約，我們的子孫們吃啥喝啥？我們人類在地球上只有生存的權利，沒有破壞、揮霍、浪費的權力。”政協委員董配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近兩年的幾份兩會重點提案均圍繞耕地及黑土地。今年他再次呼吁，要明確保護的責任主體，落實法律責任，嚴格劃定基本農田，建立數據庫，嚴管嚴控，扎緊耕地保護的“籬笆”。

 

　　來自東北的政協委員、營口市副市長高煒帶來的是一份關于制定“耕地保護法”的建議。他提出，當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耕地保護專項法律，讓耕地保護的法律武器更精準、更有威力。

 

　　讓耕地保護政策更加精準有力，無疑需要處理好耕地保護與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互促發展的關系。

 

　　今年兩會，民建中央通過對浙江、吉林、湖北等地調研，準備了一份加快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的提案。政協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介紹：“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必須走出一條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以提升質量、增加數量為方向加快發展中小城市，關鍵要在改革落地上取得新突破。”

 

　　民進中央在《關于加強土地流轉非農化監管的提案》中提出，在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同時，也要防范土地流轉的“非農化”“非糧化”，將工商資本企業“下鄉圈地”、流轉土地“毀約棄耕”、以土地流轉為名“融資詐騙”等問題作為監督重點。

 

　　以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傳統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要在改革發展中加速轉型，這是上下一致的共識。因此，在很多代表委員的眼里，有效保護耕地尤其是劃定基本農田，防止城市粗放式、攤大餅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優化空間格局、倒逼城市轉型發展、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互促共進的“利器”。

 

　　以建設促保護，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農村發展培育新動能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兩會的另一個熱點話題。如何撬動改革、釋放“紅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牽動了很多代表委員的心。

 

　　在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看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紅利是盤活農村土地資源，這將為國內充裕資本找到新的投資空間，形成“三農”發展的巨大新動能，并為去產能、去庫存開辟巨大市場空間。政協委員、經濟學家厲以寧也同樣感受到大量新的紅利和動力正在涌現。他通過調研發現，農村土地確權后，農村出現了大批“城歸”，農民正在積極學習如何管好家庭農場和土地。

 

　　“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動能不足、生產結構不合理、經營方式不適應、基礎建設滯后、農民增收難度加大等困難和挑戰，加上農村資源環境‘底板’約束、農業補貼‘黃箱’政策、‘天花板’擠壓，我們必須把土地整治作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重大工程來抓。”政協常委、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曹衛星近日表示。

 

　　據介紹，“十二五”時期，通過土地整治建成的高標準農田約占總數的60%，整治后的農田產出率普遍提高10%～20%，因此新增糧食產能約370億公斤。而土地整治每投資1萬元，直接拉動社會投資2.28萬元。

 

　　整田地、修道路、建水渠、種大蒜……在參加兩會之前，人大代表、陜西省丹鳳縣土門鎮副鎮長兼土門村黨支部書記葉瑜帶著村民們忙得熱火朝天。她在接受采訪時說，土地整治是給“三農”送來的一個“大紅包”，極大地改變了農業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

 

　　以建設促保護具有“1+N”綜合效益，通過對田、水、路、林、村實施綜合整治，有利于夯實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促進農業轉型發展、新農村建設、生態環境治理，助推扶貧攻堅等。

 

　　“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是的‘短板’。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厚植農村經濟發展根基，才能讓‘產出高起來’，使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質的改變。”政協委員、四川省涼山州決策咨詢委員會主任阿什老軌指出。

 

　　人大代表、西南大學資源環境學院院長謝德體建議，將土地整治、耕地質量提升作為農業可持續發展重大戰略，提高全社會對耕地質量的重視和投入。政府作為土地整治、耕地質量提升的責任主體，應該將各種資源進行集成配置，建立完善的市場化運行機制，調動各相關主體的積極性，形成合力。

 

　　充分發揮耕地的生態作用，為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建設助力

 

　　著力加強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保護，凸顯耕地的多種功能，是新時期耕地保護的新使命新要求。

 

　　政協委員、天津大學教務處處長張鳳寶指出，能夠直接或間接改良區域生態環境、改善區域人地關系的用地均為生態用地。因此，加強耕地保護和利用，對于改善區域空氣質量、防治大氣污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建議，為改善京津冀地區的空氣質量，要保護好耕地資源，同時發揮好耕地資源的生態作用，保持耕地上全年植被常綠，促使農民開展一年兩熟的耕作制度，并選擇一些耐旱植物進行輪耕。

 

　　如何搶救“生病”的土地，也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耕地退化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40%以上，東北黑土層變薄、南方土壤酸化、華北平原耕作層變薄等問題突出，受污染耕地約有1.5億畝。

 

　　安徽省以代表團名義向大會提交的18件建議中，有關防治“田間地頭”污染的建議就有2件，分別是《關于糧食主產區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建議》和《關于加強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議》。安徽代表團建議，加大中央財政對安徽等糧食主產區蔬菜標準園、觀光農業園、特色農業園等農業發展支持力度，促進主產區調整農業結構，提高農業效益；加快肥料管理和耕地質量保護立法進程，規范肥料的生產、經營和使用；明確耕地質量保護的責任和措施，加大耕地質量保護的資金投入。

 

　　致力于土壤污染治理的人大代表、湖南永清環保集團董事長劉正軍也開出了“”：要抓緊制定和完善污染防治、土地管理、農產品質量方面法律法規，加強土壤環境監測、調查評估、風險管控、治理與修復等技術規范標準制定工作，提高行業準入門檻，避免環保企業間惡性競爭。

 

　　農工黨中央也提交了多份關于這一話題的提案。對于防止農業灌溉用水對基本農田土壤污染問題，農工黨中央建議：一要明確監管職責，建立部門間溝通協調機制、數據信息共享機制，協同做好對污水灌溉農田的監管；二要盡快對基本農田環境質量狀況進行摸底調查，科學保護；三要進一步加強對未污染和微污染農田取用河水灌溉的監管。同時，農工黨中央還提交了《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的建議》，積極推動“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工作，實現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從末端治理向全程控制的轉變，構建“多元共治”管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