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農業的供給側改革？——從兩個層面去看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初級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理解一方面即是去產能、去種植面積。以工業領域煤炭行業為例，2016年以來，多部委聯合監督煤炭行業去產能，一方面淘汰落后產能，一方面限制全行業全行業生產天數；形成煤炭行業顯著的供給收縮。這方面農業領域即體現為：（1）養殖產能受制于環保壓力導致持續去化；今年以來豬價突破歷史新高達到22元/公斤（上一輪新高是2011年9月的20元/公斤），全行業全年平均盈利高達640元/每頭（2011年全年平均頭均盈利451元/頭），而令眾人不解得是：如此高盈利的背景下，能繁母豬存欄仍在持續下行，截止2016年10月能繁母豬環比下滑0.2%，同比下滑3.77%，較能繁母豬存欄水平下滑27%（存欄2012年10月5078萬頭）。根據長江農業2016年11個省近40個縣市的草根調研，今年可謂是環保壓制養殖產業最為嚴厲一年：在福建、浙江、四川、重慶、江蘇、兩廣等省份的河流、水源帶養殖產能，政府要求必須強制淘汰。中部地區劃分（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禁養區強制淘汰產能，非禁養區對散養戶亦設定較高的環保門檻，嚴禁新增產能；（2）種植業領域體現為以玉米、棉花為主的高庫存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持續調減。2014年取消棉花臨儲托市收購政策，2015年國內棉花種植面積即調減10%，2015年下調玉米臨儲價格，2016年取消臨儲政策，2016年玉米種植面積整體料下滑5.3%。棉花、玉米的社會庫存亦表現為快速去化，社會庫存水平處于低位。

 

　　而“更深層次農業供給側改革”即是改造傳統農業，即提升農業生產力。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威廉·舒爾茨教授在其《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闡述：提升農業生產力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土地、勞力和資本的投入。這里并不是一味規模化，因為大型規模化的同時亦會帶來非精細化造成的效率下降，這里是要建立具有明晰產權制度（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的家庭農場，并引導資本進入農業；另一方面在于技術革新（近代全球農業技術革新即是轉基因技術）。技術革新是改變傳統農業最核心的要素。從美國近代農業的發展歷程來看，轉基因技術減少了成本日漸增加的人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投入，使得一定程度的規模化種植效益更為有利。因此，對中國農業更深層次的供給側改革，我們認為，是政府真正從制度上解決土地產權制度問題，即非三權分置，而是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合一，推行家庭農產的適度規模經營模式；第二是有序的實現農產品(12.33-3.29%,買入)價格的市場化，通過市場化的價格來實現農業生產要素的更率的配置；第三即是農業的低息加杠桿，引導資本進入農業（這有利于農業更多的技術推廣，增加更多的低成本的生產要素投入）；第四即是引入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如轉基因技術。

 

　　2、供給側改革對農業真正帶來什么變化？

 

　　“初級農業供給側改革”帶來的變化是：（1）生豬養殖業將長期維持可觀盈利水平。明年來看，豬價仍有上漲可能。能繁母豬的存欄變化大致決定了10-12個月后的生豬出欄變化，從現階段來看并結合季節性出欄情況來看，明年上半年行業仍見呈現供給短缺的狀態，生豬價格有望再次突破20元/公斤，并不排除繼續上行可能。（2）玉米等農產品價格2017年不必再悲觀。現階段，玉米國儲庫存仍處于高位，但是社會庫存較低；我們認為前期價格已經反映現階段較高的國儲庫存，而隨著2017年玉米種植面積的進一步調減，疊加大宗農產品在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和低利率環境下有上漲的宏觀驅動因素，因此，我們判斷，2017年玉米價格有望見底并上漲。

 

　　“更深層次農業供給側改革”帶來的變化將是農業真的變革，土地產權制度變革、農業低息引入資本投入、農產品價格有序市場化、轉基因技術必將帶來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實現真正改造中國農業，真正農業供給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