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隨著媒體上供給側這個詞兒的頻繁出現，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澇坡鎮高家柳溝村村民沈文新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心里的疙瘩算是解開了。

 

　　原來這兩年生豬價格一路走低，根本原因在于供大于求。他和鄉親們一再將養殖的生豬減量，是市場調配資源的表現。自身經歷讓他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濟新常態下農業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他自己投資30多萬元建養殖小區，和金鑼、六合簽訂協議，用公司+農戶的形式養豬，就是主動尋找新出路，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供需關系決定銷路和價格，這是市場經濟基本原理。魚滿塘、谷滿倉卻并不一定能帶來錢包鼓、收入漲。分析、適應、引領、創造需求，針對如何緩解“賣難”，“兩會”代表和委員呼吁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充足、品種和質量契合消費者需要，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實現農產品供求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躍升。

 

　　三量齊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政協常委、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指出，近兩三年來中國糧食局面令人困惑，國內糧食產量、進口糧食數量、社會庫存總量連續出現了“三量齊增”。究其原因，“一是因為糧食供求的品種結構存在突出矛盾，二是我國糧食生產缺乏價格競爭力。由于各種因素，從2012年底，我國糧食價格持續大幅度高于國際市場。但根據關稅配額制度，能夠進口到我國市場的三大谷物在數量上是可控的，其總量不會超過我國目前谷物總產量的4%。”陳錫文說。

 

　　事實上，當前我國糧食市場受進口沖擊大的品種，主要是非關稅配額管理的品種，如大豆、大麥、高粱、玉米酒糟以及木薯等，作為主要在飼料行業玉米和麩皮的替代品，這些進口產品構成了對我國玉米市場的嚴重沖擊，迫使相應數量的國產玉米失去了市場，不得不進入倉庫。這是引發糧食“三量齊增”的另一大原因。

 

　　“當務之急，是加快推進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糧食購銷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玉米，對玉米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改革已勢在必行。”

 

　　調結構，歸根結底要順應市場規律，“我國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農業就要更加注重效益和質量，符合人們的飲食需求。”人大代表、重慶市巴南區區委書記李建春表示，“過去為了追求產量，施化肥、用農膜，量增加了，質下降了。我們現在溫飽問題解決了，重視糧食的品質和生態環境自然而然提上日程。”

 

　　把脈開方，下一步將落子何處

 

　　“農業供給側改革不是聚焦數量問題，主要是結構和效益問題。”政協委員、河北農林科學院副院長王海波說，“調結構不是簡單的傳統農業結構調整，而是從農業當中開拓一系列新興產業，分流龐大的農民數量。不從農業整體考慮，不調整好大結構，即使全都調整成優質糧食產品，也依然解決不了問題。”

 

　　王海波表示，農業生產經營模式，農產品加工經營模式，農業提效模式，需要引入企業化的管理機制，真正實現產業化經營和市場化管理，適應市場需求。

 

　　打鐵還需自身硬，“農產品種植模式落后，產業化、品牌化程度不高等，是造成‘價低賣難’的主要因素。”政協委員、西南大學生物技術學院院長夏慶友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要妥善解決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問題，未來應做精細考慮，“不僅要培育適合當地生態條件的品種，而且在農產品生產和加工過程中還要加入當地的生態文化，這樣不僅能生產出有差異化的農產品，而且容易打出市場品牌，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提高農產品質量和競爭力，農業設施建設是基礎。

 

　　人大代表、黑龍江省安達市勞動轉移辦公室那輝介紹，黑龍江省提出了“減玉米、穩水稻、增大豆和雜糧、擴果蔬和草蓿”的調整方向，但要支撐調整，亟須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如旱改水工程、建蔬菜大棚等，資金缺口很大。需要加大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扶持力度，以使農業地區的生產條件盡快滿足新的農業發展方式的要求。

 

　　那輝建議，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應轉向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用于農村的增量、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增量要逐年增加。同時，政府要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重大水利工程等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引導和吸引金融資本、工商資本投入農業農村，形成政府投資與社會資本協同投入“三農”的格局。

 

　　有了資金，農業經營主體也很關鍵。“要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還是要倡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認為，傳統家家養豬的方式已經基本結束了。“因為規模小的生產效益比不上打工收入，留不住人。我粗略算了算，要養1000頭豬，每頭豬賺150元，1000頭豬就是15萬元，15萬元的收益，才可能超過一個3口之家的外出務工收益。另一方面，養豬大戶規模集中，技術、環境都更加可控、放心，對食品也有保障。”

 

　　主動調整，念山海經、唱林草戲

 

　　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糧食的重要性無論怎么強調都不過分。供給側改革建立在糧食“十二連增”的基礎上，是一場主動的調整，底氣十足。在保障糧食前提下，念好“山海經”、唱好“林草戲”。

 

　　改革向前推進，但糧食生產依然重任在肩。“一方面要藏糧于地，一方面要藏糧于技。”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說，要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守住“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的戰略底線。不能把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簡單等同于壓縮糧食生產，更不能搞運動式調整。一定要創新，比如政策創新、組織創新、技術創新等。

 

　　“從長遠來看，我覺得藏糧于技的根本，首先是生物技術領域，我們學校得到創新的一等獎就是玉米。玉米有黑死病，但有一些品種天然有這種抗病基因，雜交研究的新品種產量就可以得到保證，這就是創新。”柯炳生如是說。

 

　　同樣是科研戰線工作者的人大代表、浙江省寧波市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馬榮榮，今年帶來了《關于提高糧食生產新型主體的糧食儲銷能力的建議》。他認為，真正讓糧食生產新型主體的內源動力還沒有徹底發揮出來，假如把這個內源動力激發出來，才是我國今后糧食可以持續保障的關鍵。在這方面，一定要拉長糧食生產的產業鏈。糧庫和民間收購企業的糧庫是有限的，真正要解決的是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

 

　　馬榮榮代表建議，“十三五”期間，財政設立專項資金，支持糧食機械研究機構和生產企業研制、生產適合于糧食生產新型主體使用的貯糧筒和糧食加工機械，同時還要在加工、銷售環節放寬市場準入條件。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地大物博，農產品太過分散，種多少水稻，種多少玉米，養多少魚，養多少豬，都沒有具體的規劃，一會兒多一會兒少，最典型的就是豬肉價格。所以，這中間可能存在著什么問題。”政協委員、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說，這種散亂的農業生產模式和市場的需求斷層，更準確地說是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相對平衡缺乏“透明數據”，所以只能“瞎干”。

 

　　來自基層的人大代表黃俊對此頗有同感。湖北省廣水市郝店鎮的養豬專業戶黃俊說：“十幾年的養豬經驗，我還是被豬周期折騰得提心吊膽。我認為，中國的豬供給根本不過剩，就是與市場需求不契合。”

 

　　對此，劉漢元委員認為“智慧農業”是對“三農”問題的對癥下藥，建立大數據平臺能夠更好地分析農業資源的現狀，利用“互聯網+”的信息優勢，又能從供給、生產端入手，實現要素的配置，讓質量和數量都能通過“智慧農業”得到提升，讓“互聯網+農業”的新思維成為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