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和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農業正處于歷史上的發展時期。自推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以來，前所未有地釋放了農業發展的巨大活力，使中國從食品短缺時代向根本解決十多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和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代邁進。從2004年起到2006年為止，各省先后在兩年內全部取消了農業稅，終結了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從而破解了中國幾千年歷史未能解決的三農問題——農業稅賦問題，成為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的偉大里程碑。

 

　　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03年以后，盡管農業受到資源與環境約束日益趨緊、國內外經濟形勢復雜多變、自然災害多發重發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但難能可貴的是，中國次實現了建國以來糧食產量“十一連增”，是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回顧農業發展的歷史，主要農業大國只有美國在1975-1979年、印度在1966-1970年實現過“五連增”。可以說，不論從歷史的標準還是當代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近幾十年的農業發展為樹起了“中國標桿”。農業所取得的這些輝煌發展成就，為農業的現代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中國的農業發展站在了新起點上。

 

　　但毋庸置疑，糧食和農業增產過度依賴資源和要素投入，付出了巨大的環境和生態代價，中國農業發展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是隨著人口不斷增長，現有的農業發展方式面臨著農產品需求不斷擴張的挑戰。盡管農業連續豐收，但國際進口量卻越來越大。相關資料表明，2011年農產品進口就超過了中國總產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大豆進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總量的57%。據預測，到2050年，全球人口將增長到93億，需要增加谷物6.8億噸；中國的人口將增長到15億左右，會超過當時發達的人口總和，谷物需求約7.8億噸，肉食需求約1.2億噸。二是隨著耕地、水資源的數量減少和質量下降，現有的農業發展方式面臨資源要素約束不斷強化的挑戰。作為無法改變的國情，中國的人均農業資源遠低于平均值，人均森林面積、人均淡水資源、人均國土面積、人均耕地面積等四種關鍵農業資源，分別僅為平均值的26%、33%、36%、40%。而人均農業資源正在不斷減少。三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推進，現有的農業發展方式面臨著資源要素爭奪和國內外競爭壓力迅速加大的挑戰。一方面，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爭奪耕地、水資源等資源和要素的競爭將會日趨激烈。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較低，嚴重影響了農業的競爭力。中國谷物、水稻和小麥單產2008年達到了發達水平，玉米單產也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但農業勞動生產率約為同期平均值的47%，約為發達平均值的2%，僅為美國和日本的約1%。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對國際農產品市場和資源配置的壟斷地位日益增強，中國農業與發達的競爭更加艱難。四是以資源要素擴張為支撐的農業發展引發了資源破壞、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問題，現有的農業發展方式面臨農村的生態環境惡化和農產品質量的挑戰。有關研究顯示，近期中國化肥年施用量占到總量的30%，農藥單位面積使用量要比發達高出一倍，每年約有50萬噸農膜殘留在土壤中，農村生態環境日趨惡化。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重大課題，解決了它就會把人類社會向前推進一步。全球變暖與能源枯竭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下簡稱“兩型社會”）是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問題和國際社會力圖解決的問題，代表著全人類的共同理想和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是任何都無法置之度外的共同使命。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并首次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在黨的十七大后，“長株潭城市群”和“武漢城市圈”被確定為“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兩型社會”建設進入實踐層面并在示范推廣。黨的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戰略部署，明確將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大任務，作為國民經濟轉型的重點和難點。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到2020年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從而首次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地位，明確推進“兩型社會”建設，實現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的目標是建設美麗中國。而農業的生態功能正在不斷凸顯，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必然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央精神和政策方針為中國新時期的農業發展明確了時代內容，指明了農業發展方式向“兩型”轉變的戰略方向。